第三，政府为保增长而推出的大规模计划，是在我国已经形成巨大的生产能力、一些行业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如果处理不好，大规模的新增投资只会进一步加剧此前产能过剩的矛盾。而从各地情况看，政府投资更多地沿原有惯性，重点仍然是铁路、公路、电厂等基础设施工程以及钢铁、制造业等领域，有些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亦在列。

　　最后，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注入的巨大流动性，可能为中国经济陷入新一轮通胀埋下了伏笔。退一步看，如果如此之高的流动性投放没有引起通货膨胀，那么只能有一种路径来释放通胀压力：即资产泡沫化。而在经济复苏尚很脆弱之时，中国房市与股市却导演了世界市场上空前的反弹率，正是新一轮资产泡沫化的征兆。

　　因此，为巩固经济反弹成果，更为中国经济下一轮又好又快发展计，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仍须着力。即在总体上仍然保持宏观经济政策扩张性特征的同时，适应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对具体政策进行渐进式调整，而调整的方向在于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以及维护金融与资本市场稳定。

　　为此，货币政策宜从操作层面的“过分宽松”回到“适度宽松”或“稳健”的轨道上来，并进一步加大对创新能力强、产业前景好、有订单、有利于带动就业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同时还要特别注意控制金融风险，尤其要采取措施防止信贷资金大规模流入房市与股市。财政政策则要进一步调整结构，更多地把重点放在能够有利于改善民生或带动居民消费的项目上，放在解决真正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瓶颈”项目上。此外，对于下一轮通胀或资产泡沫化发生的可能性要做到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