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住房保障办副主任黄信敬：如全放开居住压力大

　　广州市经济租赁房主要是解决“内夹心层”人群的住房问题。今年向“内夹心层”供3000套经租房。

　　外来务工人员是否纳入公共租赁住房范畴，还要根据广州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广州现有常住人口1300多万，将在解决本地户籍人口之外，建设公寓解决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住房问题。但广州有几百万流动人口，如果完全放开，包括土地、资金等方面不一定承受得了。

　　●我爱我家副总裁胡景晖：公租房建设需要更多社会资源进入

　　公租房的运作模式需要更多社会资源的进入，《指导意见》发出的信号，或将改善租赁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对快速上涨的租金起到抑制作用。

　　公租房建设单靠国家和政府资源来进行大规模开发，存在比较大的困难，比如，北京市2009年建设了50万㎡公租房，总约8000套，而同时期市场上实际租赁房屋120万套，“你盖10年8万套，和120万套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政府部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进行公租房建设。对于参与进来的企业和机构而言，公租房租金比周边租赁房低约30%，依靠房租收益不是太高，但是有国家政府来保底，风险是大大降低的，这也有可能成为一种低收益但无风险的投资新方向。

　　●经济学博士马光远：光亮如何照进“夹心层”

　　从制度设计看，公租房作为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的主要途径，制度本身无疑是好的，上海、重庆、北京等地也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但不得不提醒的是，无论多么好的初衷，如果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和监管体系，就可能会出现腐败问题，经济适用房就是典型的例子。

　　目前，公共租赁房的隐忧有三：

　　一是供应对象的开放性不够，公共租赁房的供应对象主要是既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又不够廉租房条件的人群，即俗称的“夹心层”。如刚毕业的大学生、大部分外来务工的农民工，对这些人的住房问题，一方面在以前的住房保障体系里属于空白，另一方面受限于有地方福利因素的户籍制度，这些外来人口无法享受。

　　二是公共租赁房的供应量太小，北京今年只有50万平方米，一万多套，而北京的流动人口就有500多万。建设计划最多的是重庆，三年也只有30多万套，僧多粥少。

　　三是监管制度缺乏，对公共租赁房租金如何确定，如何审核，如何监管，目前尚没有完善的监管体系。 （叶瓣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