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被称为“非公经济新36条”。与“老36条”比较,“新36条”展现出更多的可执行和可操作的特性,甚至已经细化到二级科目领域,包括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国防科技工业等6大领域16个方面。
“这次‘新36条’传达的信息就是,要进一步鼓励和支持非公经济的发展,这次的重点就是市场准入,就是要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说。
虽然很多分析家与成思危一样,认为“新36条”对民营资本来说将是一个重要拐点,但另一些人,如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欧阳君山,则对民营资本此次是否真的能进入某些领域感到忧虑。
“‘新36条’极有可能像5年前的‘老36条’一样,口惠而实不至,最后也流于以文件落实文件。很简单,基本面的力量支撑不足。”欧阳君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非国有资本能适时退出,或者非经济因素更少地干预市场”,民营资本才会真正迎来希望。
一场遭遇战不可避免。对于经验老道的民营资本操盘手而言,这场资本仗不好打,“玻璃门”“弹簧门”的阴影挥之不去。
在浙江,数万亿的民间资本(仅温州人手中就约拥有6000亿元)多年来东奔西突,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领域斩获着胜利的果实。
在过去,民营资本曾经试图参与到铁路、煤炭、石油、电信等行业,但一路走来很不平坦。尤其是发生在去年的“国进民退”,让很多民营资本感到阵阵寒意。
现在,非公经济的号角再次吹响,浙江民资大鳄们的下一步,会在哪里?
“新36条”如何不再遭遇“玻璃门”?
5月20日上午,北京金宝街的一家酒店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合会研究室主任陈永杰正在参加民营企业家族传承和教育委员会的成立典礼,但是与会的记者,却更愿意和他谈论有关“新36条”的话题。
多年来,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的主要撰稿人,陈永杰对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发展状况颇有研究。在“新36条”三易其稿征求意见的过程中,陈永杰所在的全国工商联,曾经提出了一些推动民间投资行业准入和打破垄断的具体化的政策建议。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陈永杰说,他对今后一段时间里民间资本的走势持谨慎而乐观的态度。
而在此前一天的5月19日,在中央统战部礼堂举行的一场关于“新36条”的座谈会上,与会者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和资本操盘手,则显得比陈永杰的态度远为激烈。
新华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傅军在这天的会议上,一吐心中不快。他说,自己的公司曾想搞国土整理一级开发,却被一些省份的城市告知,非国有资本不得参与。而后,他又试图代理公司在小额贷款领域有所突破,也遭遇到类似条文限制。最后,当他们公司计划做点油气开发项目投资时,厄运再次降临。
傅军的遭遇显然并非个案。他的一席话立即得到与会其他民营企业家的赞同。许多企业家抱怨,在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比如风能、太阳能发电等原先由民间投资占主导的竞争性领域,也出现了国资快速进入,进而挤出民间投资的情况。
这些长久以来在资本一线操盘的人,都不能忘记“老36条”出台后的“玻璃门”“弹簧门”的阴影,他们希望“新36条”实施细则能快些出台,如此一来,他们才能真的放心去投资,去和国有资本充分博弈。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国务院应有一个部门和一个领导专门负责牵头制定“新36条”实施细则,而国资委,应该出台一个放开垄断行业、吸引民间投资的政策意见。
这个提议得到了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王晓涛的认同。王晓涛回答说,细则很快就会出台,这个工作将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完成,届时会汇总各地的企业的建议,保证细则条文能真正促进民间资本的发展。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的糟糕经历,让很多浙江民企老板和手握资金的操盘手心身胆怯,“一是矿产资源型的投资不能做了,像对煤矿的鼓励投资都可以这样任意将其剥夺,那投资金矿、内蒙新疆的油田等也是一样的,国家想收回随时都可以收回,那大家谁还敢去投资。第二就是房地产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交通)也不能投资。”
这些发言背后,还有一个来自于全国工商联问卷调查结果的映照,在回答这些问卷时,那些手握重资的民企老板,站在“4万亿”的另一边,隔岸观火,他们看到的是,地方政府与国有资本的觥筹交错,相谈甚欢。
民资就这样被排挤出局。这也是傅军们特别不愿看到的。他们说,但愿“新36条”能在今后的日子终结这个局面。
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更是说得直接,民资新政,“不能不了了之”。
陈永杰认为,要想执行不走样,即将出台的实施细则很关键,必须在各方的充分博弈下,才能最终定稿。
而中华工商联合会副主席庄聪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民资近年来不断受到重视,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讲话中就提到,希望民企有更大的作为,相信“新36条”不会再让民资看到阴影。
责任编辑:cpr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