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采取调控措施是合理的。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面临着一些不可持续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居民人均收入与房价的差距远大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成为暴利产业，把更多的社会资源资金吸引到房地产市场，表明中国产业政策的配套和金融投资渠道总体上来讲过于单调。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房产新政后宣布降价的“恒大”，并没有引来众多的跟随者，尤其是在一线城市，“量跌价涨”成为我国此轮房产新政“满月”后的一大特点。

　　虽然前一阶段房价飞速上涨的势头基本已经得到遏制，但是房市后期走势如何尚不明朗。无论是房地产供应方还是需求方，大都选择了观望。

　　“交易量下降表明市场供求进入了一个深层博弈的阶段。”接受本报采访的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谭伟东告诉记者。对于未来的走势人们还在观察，但是有一点值得重视，即虽然大部分房地产开发商认为自己在房价上涨期间赚得“盆满钵满”，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有的房地产开发商表示能坚持一年或一年半，但是在谭伟东看来，“这是虚张声势。总体上看，如果房地产交易量继续下跌，持续半年左右，房地产开发企业就会出现问题。”

　　从专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是可能的。

　　房价“怪圈”是全球现象

　　对于我国出现的房价“怪圈”，我们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放眼全球，高房价，不仅是发达国家，尤其是处于工业化加速前进的新兴国家，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谭伟东认为，房价“怪圈”是全球现象。他举例分析，美国80年代后房地产重新成为美国支柱产业，房价上涨与教育成本的上升连在一起。美国地方财政实际上也是和房地产密切相关，因为房价上涨，物产税就可以高征，地方教育的资金支持主要靠房地产。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房价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其他国家都面临这一“非理性的繁荣”。谭伟东认为，在这一“全球”现象的背后，由于房地产金融，尤其是发达国家做得较好，房价上升使得房市变成财富现金的提款机。虽然表面上看是非理性的，但是这种非理性繁荣下在资产泡沫不破裂之前，涉足房市反而变成了一个理性的选择，因为微观上每个参与者，包括消费者在内，在房价上涨的过程中，都从中获利。

　　虽然从全球来看，中国出现的高房价并不特殊，但是谭伟东也指出，2009年房价的暴涨是特殊的。他认为，中国房价的飞速上涨与美国相比有更大的危险性，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为居民年收入和房价的差距，中国远远高于美国。

　　事实上，中国的租售比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一线城市的高房价，甚至让收入颇丰的“白领阶层”也望而生畏。由于福利性住房制度的打破，面临“住房难”的百姓自然对过高的房价不满。

　　调控措施效果初显

　　去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戳破了“非理性繁荣”这一层纸，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而下一步房地产市场应该走向何方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非理性繁荣之后，房地产经济体系如何构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国首当其冲。”谭伟东如是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启动天量性经济刺激计划，即以大规模的注资来救援金融系统，同时使用税收优惠等经济杠杆。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政府采用了相反的方法。基于对房地产泡沫的判断和走势不一样，中国政府采取了抑制部分地区房价过快上涨的宏观调控措施，目前这一举措效果初显。

　　中国采取这一调控措施是合理的。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面临着一些不可持续的问题。谭伟东认为，一方面中国居民人均收入与房价的差距远大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成为暴利产业，把更多的社会资源资金吸引到房地产市场，表明中国产业政策的配套和金融投资渠道总体上来讲过于单调。

　　此外在中国，房价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民生这一社会问题，这都使得遏制过快增长的房价有其合理因素。

　　谭伟东表示，中国房地产近30年爆发性的增长和发展，其实是前30年包括房地产等耐用消费品和一般消费品长期压抑下的还账式反弹。从总量和中国城市化发展来看，目前大体上告一段落，下一步应该考虑怎样平稳的、均衡式的发展，而不再是突发式的发展。

　　未来依然任重道远

　　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自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今后的路向哪儿走以及如何走，更需要我们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谭伟东认为，重庆模式应该在全国推广。房地产不同于一般耐用品，属于不动产，具有特殊性，供给曲线通常刚性极强。重庆模式以公共廉租房作为一个核心起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看来，中国要把房地产业作为重要的社会福利，与经济生产并行的体系共同构建。

　　谭伟东认为，要注重产业政策的配套、联动。中国急需实现工业的高级化和产业的升级换代。但是，由于产业政策跟其他政策形成的配套不是很协调，使得房地产行业反而变成了首选。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恰恰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完全可以推出一系列真正在国际价值链中、在高端产业链中占有更高空间的产业。

　　谭伟东还提出，要注重不动产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综合运营。不动产与一般的市场运营不一样，不是一个简单的耐用品，而具有一定的社会化功能，不能单纯地依靠市场因素，还要注入其他要素。

　　此外，房地产商品理性行为模式的建立同样重要。当前的高房价下，无论从房地产供给方，还是从房地产的需求方来讲，都存在着一种表面上理性实际上是非理性的问题。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商在暴利面前，迄今仍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产业和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给任何产业、任何行业持续的、长久的暴利的。

　　这就需要我们通过相关政策的确立以及经济理念的灌输，使房地产供给方和需求方都能够回到理性上，向可持续、均衡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前进。

　　当然，相关的税收政策，将会在中国未来的一段时间建立和完善起来，促使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更加协调，促进我国科学发展。（记者 庞东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