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

    进入本世纪以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都对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作出阐述，近年来“调高、扩中、提抵”目标日渐清晰，成为新时期指导收入分配改革的思想基础。

    从一定程度上说，收入增长与财富分配的过程往往就是利益博弈的过程，参与的主体越多，越容易达到一个动态平衡。当前，我国参与收入分配的各主体的作用通道还不畅达，政府、企业、社会面临着各自领域内的分配不公问题，同时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也十分纠结，亟待从源头上厘清。

    另外，整合社会新共识也更显急迫，社会财富在国家层面怎么合理支配，需要尽快在认识上找到最大公约数；各群体利益如何得到合理保障，也需要尽快在认识上找到最大公约数，并要有行动。

    “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关我国战略目标实现。当前我国正处在“本世纪头二十年战略机遇期”以及全面小康建设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尤其是本世纪头10年来，先富群体快速扩大，社会各群体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为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我国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不公平感明显增强的问题。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我们党在两个重大的时间节点上明确了带领全国人民要实现的目标，一个是到年建党100周年时实现全面小康，一个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两个目标鼓舞人心，需要妥善解决包括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来实现。目前我国正处在总体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型的重要阶段，特别是未来10年是全面小康建设的攻坚10年，也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必须要处理好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把社会各界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诉求，整合到认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来。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当前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容易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不信任感，甚至出现了‘公有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劳动不再光荣’等认识偏差，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从战略高度整合社会认识分歧。”

    “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杨宜勇说，当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综合运用三个条件：一是3.5万多亿元的中央财政收入能够解决大量的民生问题，有了共享的财富基础；二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强烈意愿和社会共识，可转化为推动改革的势能；三是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即别人“吃一堑”、我国“长多智”。

    警惕“三大认识误区”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一项极其复杂、敏感、重大的改革。中央提出，要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巩固执政基础的高度来谋划这项改革，深得社会广泛拥护，但如何把这种危机感和责任意识传导给各级党委政府，形成上下同心、抢抓机遇的合力，还需要做大量工作。本刊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以下“三大认识误区”急需引起高度警惕。

    一是“人均GDP3000美元闯关论”。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被认为是“矛盾凸显期和发展黄金期”，大家都对这个时期避免出现“拉美陷阱”保持高度警惕，而我国目前已经总体上越过了人均GDP3000美元。一些基层干部认为，既然已经闯过这个所谓的危险期，很多问题自然就随之逐步解决了，当务之急还是要做大GDP，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不会影响大局，不需要花太多精力。不少干部持有这种认识，突出的表现是，谈招商引资头头是道，而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三言两语，甚至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