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书生气

　　记者：你既是从事教育行业的老师又是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怎样处理二者间的关系?

　　俞敏洪：两个我都喜欢。作为老师，要增加自己的知识功底，不断在学识上取得进步，这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的。新东方做大了，我才不得不中断了老师的角色。做管理层，我学到了很多社会智慧，对社会的理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另外一种智慧。我未来希望在学识的基础上，与社会经验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社会经验的老师。

　　记者：作为一个教育集团的创始人，你在用人问题上有怎样的标准?

　　俞敏洪：有多种标准。首先，这个人本身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要比较明确;第二，比较有激情，比较热爱生命，想干好一份工作;第三，读书量有多少，是不是还在读书，爱不爱读书。这些不管是老师还是管理者都是必须的。

　　记者：你曾说过，当把身边所有东西都拿走了，你马上会创造一个新的目标。如果这真的成为了现实，你会怎么做?

　　俞敏洪：只要我的家庭还在，我会选择我的家庭生活，这也是一种生存目标。家庭非常重要，她是我愿意把生意做下去、愿意苦下去、愿意忍辱负重的重要来源。如果就我自身来说，我可能会选择流浪的生活，我也可以像弘一法师那样脱离红尘，研究佛法。这可能也是好的选择。

　　专注事业看淡成功

　　记者：教育行业上市的企业并不多见，新东方什么时候有上市的想法的?

　　俞敏洪：早在新东方改革时就有一个朦胧的意识，这种意识还不是一个想法。我是把它作为推动新东方改革以及凝聚新东方向心力的一个工具。当时新东方内部打架打得半死不活，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未来在什么地方，我发现如果用“上市”——也就是财富放大这个概念，因为上市就意味着个人财富放大，这样这个团队就不会散了。从2001年有这个朦胧的想法到2006年最终在美国上市中间隔了六年。和股票投资一样，很多人是等不了六年的，但等下来的人都发了财。

　　记者：回忆起这么多年的创业历程，低谷和高峰都经历了不少，有什么样的心得与大家分享?

　　俞敏洪：对于过去，其实也没有什么有深刻印象的事，也没有太多的成就感。因为事情都是一步步做起来的，做到了这一步就走向下一步，这是一个循序渐进而且必然的过程。有的时候不得不往前走，像新东方上市这样的行为其实就是不得不往前走的行为。因为原因在于你不走它就会倒退，甚至会带来更多的危险。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尽管走成功了，但实际上对个人来说会产生更大的压力。

　　记者：但你前阵子对外发表的言论似乎对当初的上市存有悔意?

　　俞敏洪：这我不想多谈，我当时的说法有点偏颇。上市圈钱应该是每个企业的梦想，能上市当然最好了，我鼓励企业要多上市。上市对企业来说可以站得更高、望得更远。

    民企亟待国家放权

　　记者：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在这次经济大萧条的时刻，你对于政府有着怎样的期望?

　　俞敏洪：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大政方针依然没有放开手让民间来做生意。我发现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家力量拼命介入是因为美国把民间力量百分之百用尽以后，一点办法没有了。而中国的国家力量用得非常多，我们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包括现在四万亿人民币的投向都是以国家为主的，民间力量大概只有10%。我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国家比较鼓励的行业，刚好进入了国家公办教育拾遗补漏的状态。但我发现自己的力量也最多投入了30%左右，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导致我不愿意把我的全部力量投尽。我也知道有很多因素导致中国的老百姓不能真正的解放生产力和解放思想，能够大张旗鼓的做生意。

　　希望政府能够在未来的三十年给民营企业和民间力量以更大的信任。由于某种感觉上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已经造成了中国潜在的巨大损失，因为大量的资产转移和大量的人做事情只是当前心态，而没有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心态，这也直接导致很多企业做不大，民营企业家的心态稳定是中国能够抓住这次经济危机机会的重要一环。企业生生死死都是很常见的事情，不管什么民营企业死掉都没关系。但是由此我们必须让更多的生出来，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记者：中国企业家应该怎样赢得未来?

　　俞敏洪：中国企业家赢得未来只要抓住以下几点：第一，要抓住国家的大政方针。因为中国是一个国家政策强势国家，如果你不理解国家方针，自己乱做，一定会出事情。第二，我们希望国家本身保持政治环境的稳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维持政策环境的稳定，使中国老百姓有一个长久发展的安定的心态。第三，企业家本身必须面向未来，拥有眼光。我发现很多企业家现在把自己企业的股份卖掉以后，拿出钱买所谓抄底的股票。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专注于企业做法的行为，也是一个不值得提倡的行为。第四，一定要谦虚的向世界和其他的企业学习。第五，一定要把保护地球、保护环境、防止全球变暖的全球意识、人类生存意识放在自己头脑中间。如果能做到这五点，我相信中国包括中国的任何一个企业家都能够战胜金融危机，取得长久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