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类拔萃之辈 “新宁波帮”流变记

　　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孙中山

　　撰文：李小曼、尹永铸

　　红馆

　　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才真正坐在一起聊一聊。

　　此前，说“老死不相往来”有点夸张，至少他们很少在一起交流。宁波本地商人大都将圈子放在外边，对身边的同行或对手基本不理不睬，各干各的。

　　除了饭店、茶馆和咖啡厅，他们不是在自家企业里(后来，其中的一些人在危机中败下阵来，失去了“自家企业”)，就是在“红馆”碰面。红馆是“宁波市商会会馆”的别称，位于府桥街口，由两栋百年历史的青砖建筑组成。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船长俱乐部。无论身处何种境地，船长们一般是不会将风暴贴在脸上的，不过那时实在是太特别了—要么业绩急剧缩水，要么大厦将倾，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心不在焉，思路也是乱的。”王宗英说，“从外界你看不出他的企业身处险境，但当你跟他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你会很直观地觉得，他的企业出问题了。”

　　王宗英，一位心直口快、思维敏捷的热情女子，她是宁波市民营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所以是红馆里的常客。多年来，她在宁波数家企业做过职业经理人，是奥克斯空调风云一时的副总裁，现在担任成路集团的总裁。成路集团是一家主要从事文教用品生产的公司。

　　已有百年历史的红馆是一座用青砖和红砖砌成的建筑，高耸的罗马柱上布满了岁月雕琢的痕迹。它最早的主人，是当年上海滩的知名甬商周晋镳。周是四任上海总商会总理，首任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四明商业银行创始人之一，是老一辈“宁波帮”中响当当的一位人物。把周宅唤作红馆，是为了纪念当年活跃于上海商界的宁波“红帮裁缝”。

　　红馆见证过太多宁波商人的浮沉，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只不过是历史的一瞬。墙上挂着那些“宁波帮”们的老照片，虞洽卿、朱葆三、包玉刚、邵逸夫等等，照片已褪色泛黄，可他们的目光依然坚定—自明末清初崛起的宁波商帮，在民国时声势煊赫，称雄中国商界，并且在其后的一百年间一直活跃在海外实业界。现在，历史被压缩，老楼变成了“时间隧道”，让我们穿越百年，回到了某个峰点，缅怀“宁波帮”昔日的荣光。

　　王宗英非常郑重地向我们推荐红馆的“主人”—中基控股集团董事长严海国。在王宗英看来，严海国是“宁波帮”里稀有的企业家—他既不是第一代，也不是富二代；他既懂得经营企业，也懂得经营生活。她希望向我们展示宁波商人的新形象。

　　此刻，天阴下来了，青红的老楼在黑色积雨云的映衬下，更显庄严肃穆。严海国陪我们坐在一间名为“茶花女”的客厅里喝茶聊天。他着装考究，谈吐谨慎，外形酷似老电影里的上海滩富家公子。他的家族里有意大利人，看得出他受意大利影响很深，红馆的灯具、壁纸、家具，也都是意大利风格。古老的壁炉、油画、手绘地砖，让人感觉不是很亲切，但当你跟严海国交谈，就会发现他的精神密码依然是从周晋镳时代传承下来的。交流一下子容易起来。

　　严海国从仅有几名员工的外贸服装企业起步，经15年的发展，由其掌控的中基控股集团如今已成为拥有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仓储物流、服装生产、电气制造、酒店物业管理六大产业、多领域发展的集团公司。这位39岁的董事长是目前宁波第一高楼的主人。他与宁波商会合作构筑的宁波市商会大厦，高228米，不仅是城市之巅，也被人比喻为宁波商帮的新高度。

　　他的创业史，是新一代宁波商人的缩影。

　　他对红馆的感情显而易见。这座会所，是他的中基控股公司与宁波市工商联联合开发的(严海国也是宁波市工商联的副秘书长)。接手之前，由于年久失修和住户频繁更迭，楼房已显破败，他花费了两千万元和十个月的时间来复原，使得修缮后的内部空间与整个会馆的历史风貌融为一体。他小心呵护着这里的每一个细节，有时看到一些老板把打开的红酒放在名贵的羊毛地毯上，真是心疼，就忍不住去说。

　　这里本来就是近代史上的显赫名流集聚地，在今天，严海国希望它还能发挥这样的功能，大家坐在一起，分享财富、文化和资源。“名流之间没有交流，宁波就没有创新和发展。”严海国说。

　　也许他们真的可以坐下来一起聊一聊，商量一下对策，调剂一些资源。但是，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告诉我们，更多宁波商人还是喜欢单打独斗。这就好比四个人打麻将，三缺一不行，一缺三更不行，大家需要先形成一个合作局面，然后每一个人都提防着另外三个人，各自为政—据说，麻将就是宁波人发明的，天一阁中有个麻将陈列馆，从宁波的方言、航海术语等各个方面扒梳了麻将与宁波的联系。

　　不过，宁波人从来不肯出局。

　　一代人，两条路

　　宁波商人的争强好胜、暗自较劲，无日无时不有之。比如服装业的两大巨头—郑永刚与李如成，这哥俩就像两颗反向运动的星体，他们的相遇总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郑永刚个性张扬，当仁不让，不知这是否跟他在大连当过6年兵有关。这位杉杉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甚至毫不避讳地说，他就是老大，在宁波是宁波的老大，迁到上海就是上海的老大。

　　民间传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他又把总部迁回宁波了。其实，杉杉集团的总部一直在宁波，从来没有变化过，上海的那个企业，其实是杉杉投资控股。当然，我们也可以说，郑永刚在哪里，杉杉的总部就在哪里。

　　在上海的投资界，郑永刚风生水起，他和郭广昌这两个外地人(郭广昌是浙江东阳人)，简直成了上海商界的领袖。在一个名叫上海新沪商商会的组织中，郑永刚是会长，郭广昌是名誉会长。

　　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个人资历、企业规模自不必说，还要乐善好施，还要有思想、会说话。郑永刚符合这些条件。但是在他把活动重心放到上海之后，这个老大，就只有让雅戈尔的创始人李如成来当了。

　　杉杉与雅戈尔，郑永刚和李如成，同城同行，旗鼓相当，一时瑜亮。不过，这两个人实在太不相同了。

　　李如成不如郑永刚那样能说会道。他更像他代表的那一代企业家，除了工作几乎没有别的嗜好，喜欢说“我是农民”。而郑永刚更喜欢别人称他为时尚老板，说总裁位置可以让，高尔夫不能不打。李如成穿雅戈尔的服装，郑永刚则喜欢国际名牌。与此相对应的是，李如成喜欢把企业“做实”，一板一眼，郑永刚则更“虚”一点，他将工厂包给了别人，在管理上也主张无为而治。

　　这对同城兄弟之间不同路径的竞争—宁波人称之为“德比大战”—也是中国制造业十多年来的一段佳话，一个经典篇章。其实，他们两人互为镜鉴，都从对方那里照见了自己。

　　这一切源于1998年3月，郑永刚在宁波戚家山酒店召集了一个重要会议—几乎与此同时，李如成也在这家酒店召开的营销会议上作了演讲。两家企业力图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服装企业的营销季节性强，产品往往滞留在流通中间环节，库存增加，现金流经常断供—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两家企业的健康运行。

　　郑永刚的解决方案是，杉杉应该放弃产、供、销“一条龙”的传统经营模式，要像NIKE那样，借助特许加盟经营，专注品牌管理，逐步淡出销售、生产环节。他认为原来的模式更适合短缺经济时期，而进入买方市场后，让同一个企业既做生产也做销售，那将很难专业化。他大刀一挥，将杉杉两千七百多个销售网点和仓库、三千六百多位销售员统统剥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