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判断我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像前些年那样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不仅在危机中已经改变，而且在危机后也不可能恢复。从国外看，美国迫于世界舆论压力和自身利益的需要，危机之后不大可能再继续依靠无限制的经济透支来支撑过度消费。同时，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应对危机而大规模增发国债和货币，必然带来新一轮的美元贬值和世界性通货膨胀；危机也使各国间经济贸易竞争更加激烈。因此，我国外贸出口在危机过后不可能再恢复到危机前那种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从国内看，一是随着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约束的强化以及劳动力、土地、资本等成本的上升，过去那种依靠低成本优势支撑出口高速增长的路子也不可能再继续走下去；二是经过前几年投资过度扩张，我国不少行业已出现产能过剩，加上去年以来实施4万亿元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不少领域的投资已经或接近饱和，今后不可能像前些年那样有那么多投资热点，一直保持那么高的投资增长率。

    为解决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应对危机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格局的影响，我国今后需要对经济发展战略包括速度、结构和增长方式等进行重大调整。先就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作一些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GDP年均增长率为9.8%，因而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在9%—10%（我也赞同过这样的判断）。由于2003年—2007年GDP增长率连续5年在10%以上，也有观点认为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在10%以上。现在看来，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高估和实践上追求过高的速度，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不利的，也是不切实际的。首先要看到，GDP增长速度和GDP总量有密切关系。GDP总量越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含的绝对量就越多，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5.5倍，这意味着现在增长8%就相当于1979年增长1.24倍。因此，发达国家现阶段的增长速度一般都低于历史上的增长速度。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GDP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是正常的，符合经济规律。其次要看到，我国2003年—2007年的高速增长有其特殊的客观条件，包括：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那几年处于高涨期；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头几年释放出积极效应；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经过调整，为后几年加速发展积蓄了能量；工业化、城镇化在一段时间加快发展产生了带动效应；等等。再次要看到，虽然有这些有利条件的组合，但那几年的高速增长也付出了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安全事故增多以及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恶化等较大代价。正是因为速度过高在短时间产生的过大需求，为生产技术水平低、资源消耗高、产品质量差、污染物排放多的企业创造了也能赢利和生存的外部条件。而这些劣等生产条件企业的生存，使经济结构的整体水平不是优化提升而是粗放降低了。同时，由于劣等生产条件的企业创造单位GDP所付出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等方面的边际成本是最高的，大大高于全社会平均成本，因此必然导致整体经济的投入产出率下降和资源环境成本上升。

    事实证明，研究GDP潜在增长率，除了要考虑新增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基本要素，还要考虑国内外市场需求容量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除少数年份一般比消费增长率高10个百分点左右，因此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逐步转到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GDP增长率也会相应降低。综合这些因素，我国今后中长期GDP潜在增长率为7%—8%的判断比较符合实际。这与“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预期增长率7.5%是一致的。应当说，能长期平稳地保持这样的速度，特别是使这样的速度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础上，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还应指出，人们担心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将使就业问题更加突出。如果经济结构不调整，确实是这样。但由于服务业同重化工业相比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能吸纳的就业容量要大得多，而对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的成本却低得多，因此关键是要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从主要依靠发展重化工业带动经济增长逐步转到主要依靠发展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这样，就可以抵消或减轻经济增长率降低对就业的影响，并且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200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0.1%，2007年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为32.4%，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同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所以，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还有很大空间。总之，至关重要的是在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率的同时，通过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每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的就业容量、科技含量和投入产出效益，并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成本。这正是我国应对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格局重大变化的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