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民众近来都遭遇了这样的困惑。从4月末到5月初，全国各地菜价一直居高不下，“海口每斤菜上涨3至5毛；嘉兴市场难觅3元蔬菜；兰州本地时令菜货源不足，哈尔滨本地菜缺席2至3成”，《农民日报》5月4日的一组报道标题，形象地描绘出近来菜价的“高烧”现象(5月6日中广网)。

　　在“菜比肉贵”期间，低收入群体会首当其冲地感受到生活艰难。公众可能会期盼政府出手，某些地方政府在高涨的物价面前，也可能试图以“短、平、快”的行政调控手段平息治下的物价涨升。应该说，这样的“调控冲动”看似良善，实则透露出难以掩饰的“越位”管理和经济学无知。

　　无数历史事实和经济学基础理论告诉我们，在经济领域，政府的任何价格管治都是难以奏效的，其结果和意图往往背道而驰。这里所体现的经济学规律就是：价格归根到底是由市场各方的博弈力量所决定的，是市场供求方达至最终平衡点的结果。因此，行政力量的介入，只会引发市场自由调节功能的紊乱，使所发出的经济信号失真。

　　但是，这并不是说地方政府对于“菜比肉贵”就毫无作为，而是说，政府应在“菜比肉贵”等物价上涨面前克制习惯性的“调控冲动”。市场以效率为原则配置资源，却有其公平性的“死角”。这就需要政府弥补这一市场缺陷。

　　从报道来看， “菜比肉贵”更多反映天灾之下的蔬菜种植业“生态”脆弱、生产和流通信息不对称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只有进一步完善市场应急机制的同时，建立健全蔬菜农副产品销售网络、才能使产供销真正实现一体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不仅需要以“肉补”、“蛋补”、“油补”等方式贴补低收入困难群体，还有必要尽快建立起食品供给方面的宏观调控预警系统，加强跟踪监测与数据研究，通过各种有效应对来展现政府的远见和公共服务能力。

　　“菜比肉贵”面前的政府“守位不越位”，不介入过于微观具体的价格管制层面，而通过向城市低收入群体与蔬菜种植户提供合理补贴，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以及政策调整，这样一来，组合措施便不会扰乱市场体系自然具有的平抑价格机制，而只是在市场体系之外补充“死角”。市场、政府各司其职，使整个社会较为平滑地度过价格上涨周期，既可避免部分群体生活压力过大，又不会损害市场体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