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超级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今日在北京召开，针对金融危机中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分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此次不平衡很明显的不合理特点是，收入相对较低国家储蓄率高，而发达国家富裕人群过度消费，他表示中国储蓄的分布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关，中国希望把剩余储蓄投资到发展中国家，他强调要充分重视金融危机微观经济方面的成因并加强监管。

　　以下是周小川行长2009年7月3日在“全球智库峰会” 上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参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首次“全球智库峰会”。借此机会，我想与大家共同探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之后国际经济可能出现的调整和政策应对等问题。

　　一、要充分重视金融危机微观经济方面的成因并加强监管

　　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宏观方面的成因，也有微观方面的因素。我们听到有些地方过多强调宏观方面因素的作用。但我们看到，这次危机始于华尔街，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微观因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微观层面的顺周期因素，信用评级机构、盯市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问题，金融机构贷款发放标准松弛、杠杆率过高和公司治理等问题，衍生产品发展过度、发起配售模式的资产证券化存在混乱，等等。这些因素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同时也证实了疏于监管的危害。因此应高度重视，克服这些缺陷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二、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分布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宏观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对这些问题在危机中究竟起多大作用，一直是有争议的，其中包括全球经济不平衡所起的作用。按照中国人历来的哲学观念，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反而是相对的。但这次不平衡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合理的特点，就是收入相对较低国家储蓄率高，而发达国家富裕人群过度消费。

　　有人强调，中国储蓄率过高，美国家庭储蓄率过低，两国都应该进行改革。我们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同时不宜轻易夸大两个国家所能起到的作用。目前尚找不到全球储蓄流动的分布图，但我们找到一张各经济体经常项目差额的分布格局图，这也是今年2月10日我在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上演讲时用过的。

　　这张图表明，尽管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不小，但终究只是全球顺差的一部分，更不是全部，而产油国、日本、其他亚洲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份量也不轻。从经常项目逆差或低储蓄国的情况来看，美国一家非常突出，除此之外，只有中东欧国家在全球逆差中占小部分。其他经济体在全球失衡中均不显著。

　　这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进行了很多讨论，分析的重点则从国际收支顺差转到储蓄过剩的问题。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今年5月美国家庭储蓄率已上升到接近7%，但这能否代表持久性的发展，还需要谨慎判断。一般来说，结构调整都不是那么容易的。美国还有公共部门的赤字问题，特别是大家非常关注美国医疗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美国总储蓄的走向。

图1  1990-2007年有关经济体经常帐户余额

　　（年度数，10亿美元）

　　三、中国储蓄的分布

　　关于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国外可能了解的还不太够。一般认为，中国消费太低，应该增加消费。我这里有一张图，可以说明中国的问题还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关。

　　中国的家庭储蓄与GDP之比实际上相当稳定。1992年为20.3%，2007年为20%，期间有些波动，低的时候到17%，但基本保持在20%上下；企业储蓄占比1992年为11.3%，2007年达22.9%，涨了一倍；同期，政府亦即公共部门储蓄占比从1992年的4.4%提高到2007年的8.1%，也上升了近一倍。比较而言，政府储蓄基数相对较小，而企业储蓄大幅增长的作用更大。

　　应当看到，中国企业储蓄高，是和中国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有密切关系。农村富余劳动力寻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并逐渐在沿海和城镇、在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的环节就业。这实质上是一个城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劳动力成本始终是相对较低的。此时，农村劳动力决定是留在土地上还是进城，主要取决于务农和进城务工之间的比较利益，而其它方面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

　　另外，公司部门的利润较高，缘于股权分布结构，广大劳动者只分享到较少的公司利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企业上市时要划转部分国有股给社保基金的原因。步子还应迈得更大一点以便能让公众能分享公司部门的高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