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侨，回到祖国经营企业，十分感慨地说：“刚开始看到大家都在研读美国式管理的书籍，以为可以放心地运用美国式管理。没多久便发现此路不通，完全不是想像中的情况。于是改采比较邻近的日本式管理，以为同文同种，应该比较可行。想不到也行不通，完全没有日本人那样的团队精神。索性把自己在马来西亚所用的那一套管理方式,拿出来应用，竟然也没有效果。现在，已经死心塌地，知道非用中国式管理不可，毕竟每天所面对的，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人世间的事情，不外乎“大同”、“小异”。管理学者，必须重视大同，才能够从中归纳出一套理论。实际从事管理的人士，最好依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把小异找出来，做出合理的调整，以求符合实际需求，获得最大的利益。

　　大同部分，形成管理的普遍性;小异部分，则是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特殊性。两者须兼顾，就是大家常说的，管理必须配合当地的风土人情，产生不一样的企业文化，效果才能提升，效益也才会增加。

　　既然如此，在中国社会，自然有善用中国式管理的必要。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美国开国迄今，不过两百多年。我们怎么知道，如果美国历史也有延续五千年的可能，会不会跟中国人的看法相同？若是美国历史根本持续不了那么久远，又当作何解释？

　　特别是现代西方的文化学家，历史社会学家，都对现代的文明危机不知所措，至今还没有找出什么公认的有效对策,以致工业先进国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有日愈严重的危机感。

　　我们更应该以老资格的文化人自居，透过中国式管理的实践成效，给世人一些警惕！

　　我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复杂多变，可以说人类所能够遭遇的各种灾难，诸如风灾、水灾、地震、海啸、酷寒、炎暑、干旱、饥饿与虫害，样样都有，而且发生的频率很高，使我们对大自然既畏惧又敬重，充满了矛盾的心情。光是黄河的洪水，经常造成突发的、非理性的、十分强大的破坏，已经使我们觉悟到顺应自然的重要性。

　　欧美的自然环境，天灾地变相对少得很多。即使名为多瑙河，也很少有令人烦恼的地方。西方人勇于征服自然的观念，自然和我们大异其趣。我们重视农业，主要食物为米和水果、蔬菜，民族性较为温顺，群性也较强。西方人重视畜牧业，主要食物是麦及肉类、乳酪，民族性较为强悍，独立性也较强，发展出来的管理观，当然不同。譬如高尔夫球，由于是西方人发明的，所以使用的球杆花样繁多，各有不同的功能。他们的观念，是善用外面的工具，来克服自然的障碍。如果高尔夫球是中国人发明的，我们相信会使用一支球杆，从头打到底。我们的想法，是运用自己躯体的姿态，采用不同的打法，来顺其自然的变化。大家的目标一样，都想把小白球打进小洞。但是彼此的观念不同，产生不一样的打球方式。管理也是如此，目标尽管相同，方法也不一样。彼此互相观摩参考，应该都有相当良好的收获。

　　欧美国家都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喜欢打官司，动不动就告到官衙，要求法律解决。仅仅美国的加州，一年的诉讼案件，就远多于一个日本国。美国人所到之处，诉讼的风气就会受到鼓动而趋于旺盛。中国人对打官司，一向退避三舍。法院审理时，也尽量以庭外和解优先。年纪稍大的法官，更常以“这种事也来告”为由，对双方加以劝导。喜欢诉讼的美国式管理，在这一方面，更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困扰。公司打官司，就算胜诉，因此而诉讼数年，相信损失也很大。有一家企业，内部出现一名喜欢诉讼的员工，到处乱告，总经理被搞得头昏脑胀，无心经营，终于宣告倒闭。可见诉讼对中国人的心理，有很大的负担。

　　管理离不开合同、契约，西方人视为理所当然，内容巨细无遗，务求明确，对双方才有保障。中国人则认为这是互不信任的表示，而抱有歉疚感。实在需要时，也希望愈简明、愈简短愈好，嘴巴上还要说明不过是形式上的手续，以表示信任。西方银行的放贷契约，有时多达一千多页，大多依据每一贷放条件的性质，订定不一样的契约内容，并没有固定的格式。中国的银行，只要是同类的贷款，一律使用先印制妥当的定型表格，填好资料，看起来有如我们使用一双筷子，可以吃尽天下苍生。西方人吃一餐饭却需要动用好几种刀叉。孰简孰繁，大家比较之下，自然心知肚明。

　　按理说，在今日全球化的步调十分快速而积极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应该热诚地投身于时代浪潮之中，不必再分彼此，遵循优胜劣败的规律，向优的文化学习，以加速地球村的完成。话虽没错，问题是孰优孰劣，实在很难判断。就以日本为例，我们总以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很短的期间内，巧妙地西方化，才获得今日的成就。然而，真正了解日本真相的人，都会感受到日本在二次世界大中战惨败后，重加反省，发觉所学习的东西，不过是片面的，而且是表面的。日本的有识之士，大力要求对西方文化做出更深一层的评价，他们觉察到西方思想虽然在一般知识分子的脑海里有相当的理解，而且也视为必需的教养，但并不能全面地规定,实际上也无法做到全民加以实践。何况大西洋的优势，已经逐渐转移到太平洋，世界经济重心，由欧美转到东亚，更是值得正视的事实，这一片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新兴地域，不论在经济、社会建设方面都有不凡的表现。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的演进：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铁路发展所引起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为英国人带来了一百年的繁荣,我们不妨称之为英国人的世纪。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到二十世纪前七十五年，以汽车为中心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为美国人造成一百年的繁荣世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第三次产业革命，以资讯发展为中心，太平洋地区的表现，在世界上最为引人注目，也是不争的事实。

　　现代化的理论,主要是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说的“清教徒主义”(Protestantism),以禁欲和劳动意识为核心价值，肯定现在，也确认营利的必要性。但他也表示，清教徒和儒家相似，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种合理主义精神。

　　不幸的是，这种清教徒精神，在现代工业化国家大规模企业组织的推动下，由于经济政策大多只重“企业雄心”而不重视“企业良心”，所产生的疯狂贪婪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导致地球上的资源逐渐枯竭，生存环境普受破坏，全球三分之一的成人和儿童将因营养不良、长期饥饿而加速死亡。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ArnoldYoynbee)早已提出警告:全人类无限制的经济发展和致富的目标是不道德的，因为这无异是在礼赞贪婪。这种自私自利的天性，若是不赶快加以限制，将会为人类带来致命的苦难。无限制的扩张经济，最后所得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他并且具体地指证:地球生物所赖以生存的三大要素土壤、空气和水。在过去两个世纪，由于人类竭泽而鱼、滥用取之有尽（而不是取用不尽）的天然资源，已经严重地污染了这三种资源，人类的生存环境岌岌可危。人类应该如何自救，以克制这种危机？汤因比坚信从儒家的智慧可以获得救援。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是生物求生存的必要条件。物欲的无限扩张，必将引导人类走向灭亡，精神生活的充实，品德修养的提升，才能够获得永恒的福祉。儒家所倡导的“义利之辨”、“为富不仁”，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已经成为现代挽救人类于危亡的必要警语。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其本质正如孟子当年所提示的:“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改革开放的用意，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回过头来，帮助更多的同胞，共同过着小康的生活，并不是向西方资本主义看齐，走上他们那种为求满足无限经济欲望而强夺豪取的偏道。

　　儒家文化在法治之外还重视德治。儒家文化圈各国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在经济发展的道路已经证明儒家所倡导的“合理适应现世”——超越西方清教徒所奉行的“合理支配现世”，已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美国式管理，重视附加价值的工业产品在智慧财产权上面赚取厚利。中国式管理，重视地缘、血缘关系的横向交流，由促进物资交易而获得利益。前者很容易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后者才有可能互助互惠而彼此抬举。合理不合理，并不是单方面可以认定的，必须双方共同商量，甚至还要顾虑第三者的感受。中华民族“彼此、彼此”的交互主义，将在二十一世纪普受欢迎。美式合理主义，愈来愈行不通，和谐仁德的合理主义，才是未来的新趋势。在这种日愈明显的潮流中，大家逐渐觉察到中国式管理的必要性，是未来十分光明的可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