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高层赴各地密集调研，多位高层的表态预示着：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逐步见底，宏观政策初步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维稳、救急的保卫战，下一阶段将在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将宏观政策的关注点从“救急”转到“结构调整”长远大计上来。

　　如果说，在危机的“上半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目标在于“维稳”、“保增”，则在政策猛药的刺激下，这个目标已经初步达到。这样，在“维稳”任务告一段落的情况下，意味着在“下半场”，政策应该从“保增长”转到调结构上来。宏观政策的“拐点”已经到来。这一方面是经济基本面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政策本身效应递减的必然选择。

　　首先，从政策本身来看，前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以中央投资带动的地方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货币政策更是通过天量投放，前半年预计已经完成了全年任务的120%。就政府的财政状况而言，在民间投资尚未完全启动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政府继续投资，政府财政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特别是从2008年10月份以来，中央财政收入连续7个月下跌，5月份才止跌回升，在财政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增加烟草税等挖掘潜力，所以，下半年继续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面临财政瓶颈，政府财政差钱的问题会在下半年更为突出。货币政策更是如此，上半年近6万亿元的天量信贷，一方面维持了流动性，另一方面，使得通胀的压力陡增，货币政策继续下猛药的可能很小。

　　其次，从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言，上半年7%左右的增长来之不易，但是，也应该看到，因为过于向“保增长”倾斜，结构调整和解决产能过剩的任务一再延迟，甚至由于一部分投资投向了产能过剩的领域，使得结构调整的任务更重。从宏观来说，由于公共投资的加大，使得本来投资过大的结构更为失衡，从微观而言，为了保增长，落后产能和重复建设在一些领域难以避免。尽管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提出了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目标，但很显然，这并不是上半年经济的侧重点。

　　第三，关键领域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比如，要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必须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彻底的改革，必须在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领域加大民生工程的建设，必须启动民间投资，必须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但是，中国经济要彻底复苏，彻底解决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谈何容易。

　　最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一柄双刃剑，其既可以使得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但同时，对经济也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比如，过于强调公共财政投资，可能会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压效应，可能在资源分配上不会向中小企业倾斜，可能会出现一些投资的低效率；过于宽松的信贷，可能会引发银行的坏账，可能助推资产泡沫，给经济带来新的、更大的问题。目前，楼市的疯涨，股市的虚火，又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隐患，就是一个明证。

　　由此，我们认为，下半年政策本身的“拐点”肯定已经到来。下半年，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无疑将取代“保增长”而成为政策的主旋律。这意味着，在政策的选择上：

　　首先，在企业利润大幅下滑，经济回稳的根基并不牢靠的情况下，尽管政府很差钱，但一定要坚持年前确定的“减税”政策，不能让“加税”或者“重税主义”延缓调整的步伐；其次，一定要出台具体的刺激消费的政策，进一步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例，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改革的推动；第三，虽然经济有所回暖，但中小企业的困境没有得到明显好转，一定要出台实质性的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这是中国经济未来的根基；第四，一定要抓住物价尚未全方面上涨的时机，推动资源价格改革，推动垄断企业的改革，真正启动民间投资，只有民间投资完全启动了，结构调整才有牢靠的微观基础；第五，一定要未雨绸缪，关注物价的变化，注意提前预防恶性通胀问题。

　　温总理最近在考察时，语重心长地指出，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落后产能和产业调整问题，早调整、早主动。如果我们在应对危机的下半场，宏观政策及时转型，则不仅增长可期，完成结构调整也是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