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生输入型通胀的可能性不大

　　近日，在被问及“中国是否会发生输入型通货膨胀”时，刘明康表示，这主要取决于以下三方面因素。

　　一是全球经济复苏和通货膨胀情况。目前，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和不良资产清理远未结束，全球经济的复苏必将是一个缓慢、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在这种大背景下，尽管全球流动性相当充裕，但产生全球通胀的可能性并不很大。

　　二是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增长会加大大宗商品的需求，但从绝对量看，发达经济体仍是大宗商品的主要消耗国。在发达经济体缓慢复苏的情况下，全球大宗商品并无持续上涨的压力。美元长期走贬预期和各种投机操作，可能在一定时间内提高某些大宗商品价格，但很难设想这种上涨会成为一种长期趋势。此外，低碳经济的发展，以及可再生能源、替代技术的出现，也会降低对矿物燃料等大宗商品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预期。

　　三是发达经济体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在复苏前景还不明朗的情况下，预计发达经济体刺激政策近期还不会实质性退出。但随着经济基本面的逐渐好转以及公共债务压力的加大，刺激政策迟早要退出，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流动性因素将明显减弱。因此，刘明康认为近期中国发生输入型通胀的可能性不大。

　　银监会：对重点风险实施重点监管坚决守住风险底线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表示，银监会将对重点风险实施重点监管，坚决守住风险底线。今年全年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均应保持在11％以上，中小银行应保持在10％以上。

　　刘明康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指出，下一阶段，将强化重点风险管控，坚决守住风险底线。

　　一是对重点风险实施重点监管。

　　二是明确要求银行业坚决守住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杠杆率、大额风险集中度比例控制的四条底线，并实施动态调整，以增强风险抵御和控制能力。

　　三是严格控制大额授信集中度风险，严守单户授信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10％和集团授信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15％两条底线。

　　发改委：防止信贷违规大规模流入股市楼市

　　发展改革委的报告说，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进一步处理好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把握好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实施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约束。

　　二是引导商业银行落实有保有控的信贷政策，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缓解农业和小企业融资难以及信贷资金向大企业过度集中的问题，继续严格控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

　　三是政府投资要重点用于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防止盲目铺新摊子，杜绝出现“半拉子工程”。

　　四是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防止信贷资金违规大规模流入股市、楼市，完善风险监测评估框架和指标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内控制度建设。

　　五是规范地方政府担保行为和融资平台经营行为，提高政府负债透明度，完善和落实政府偿债机制，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学者建言

　　经济学家厉以宁建议，中国经济要摆脱投资冲动怪圈以及与此有关的资产泡沫怪圈，政府不能仅仅停留于“事后调节”的地位，而必须采取“事前调节”的措施，建立预警机制。

　　“最重要的事前调节措施，就是加紧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从数量型、粗放型转变为效益型、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厉以宁说，经济转型有助于消除产生投资冲动怪圈和资产泡沫怪圈的基础，收入分配格局也将会相应发生变化，内需随之增大，进而减少经济增长率主要靠增加投资带动的依赖性。

　　厉以宁说，投资冲动怪圈和资产泡沫怪圈的背后实质上是经济体制问题。经济转型必须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要尽快由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决策体制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决策机制。

　　作为引爆本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房地产市场动态不容忽视。日前，急速上涨的房价让亚洲各国政府绷紧了神经，相继采取了为楼市降温的措施。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各国为了刺激经济，将利率维持在低位，在强劲需求和投机行为的哄抬下，许多亚洲城市房价已飙升到非理性状态。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引起资产泡沫与高通胀率。”

　　“各国新政饱含着对泡沫积聚的担忧。”孙立坚表示，“目前亚洲其他国家和中国有着很大的共性，步入了‘尴尬’局面。首先是因为政府投入的大量资金，偏离了实体经济，跑到了房市、股市，可能形成资产泡沫；其实这是政府投资消费，并不是市场本身的作用，导致当前的经济复苏并不稳定。”

　　“如果刺激政策退出过早，经济将面临衰退，因此现在还不是完全退出的时候。”孙立坚指出，“无论如何应早作准备，等待时机退出。基于我国的银行是国家的银行，当前可通过加强信贷监管，堵住资金向房地产流窜，引导资金回到实体经济中。但其他一些国家银行是商业化的，就只能‘一刀切’地用宏观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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