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在召开地方“两会”，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焦点问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各抒己见，一些意见表达与观念交锋，让人体会着公共政策讨论的多元和开放。而针对很多令人关切的话题，比如，封闭僵化的户籍管制，滞后于社会现实的土地制度，还有城市化进程中的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一些政府官员不愿意从审批高于一切、权力过于集中上思考问题，也不愿意在缓慢的政府职能转变上下工夫，而是十分执著和热忱地大谈增税，从机动车环境税到物业税，仿佛一旦开征这些税种，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交通就不拥堵了，房价也能很快降下来。事实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面对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新税种一到，药到病除，所有问题就能获得解决吗？

    其实，前几年开征燃油税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美好的承诺。比如，使用汽油的费用涨了，能有效遏制过度的能源消费，同时，将各种收费纳入燃油税，可以减轻公众的负担，至少，公路上林立的收费站会因此减少。可是，燃油税开征了，公路上的收费站并没有随之减少，汽车消费、能源消费没有丝毫影响，反而更加“过度膨胀”。这种利用“美好前景”说服公众接受新税种的思路，是否也值得反思呢？

    应该说，在GDP导向之下，一些地方政府难以遏制自身的逐利冲动，是这种“一税就灵”倾向的出发点。2009年，中国的机动车产销超过1300万辆，创了历史纪录，社会飞快迈入汽车时代，就有官员惦记着增收机动车环境税，而且，开征新税的理由也冠冕堂皇，机动车造成了环境污染，从保护环境的角度不该征税吗？通过税收调节，还能对人们拥有机动车的愿望造成一定压力，通过此举减少城市机动车数量，不也是政府调控的成功吗？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机动车增加，道路拥堵，是一个国际难题。很多国家和城市采取了“不限拥有，限制使用”的策略。就是说，购车自由，税费不涨，而是在使用环节采取引导措施。比如，提高城区停车费，甚至进入核心区域收取拥堵费，同时，建设四通八达、方便快捷的地下交通网络。

    政府调控，并不是开征新税的必然理由。但是，一些政府和官员，却始终逃脱不了“税收万能”的管理思路。比如，在北京市召开的“两会”上，地税部门负责人言之凿凿，北京最快明年年底就开征物业税了。怎样得出的结论呢？媒体报道说，这位官员推算，税务总局、财政部达成一致方案，需要半年，上报国务院，再经全国人大批准，至少八九个月时间。因此，最快明年年底就能开征物业税了。

    这又是一个不了解常识的论断。根据程序，税务总局、财政部提出的意见，只能是一种行政构想和草案，这种草案能否成立、是否批准，需要经过立法机关的认真讨论、审议、通过，谁能轻松地保证“八九个月”就能过关。而且，需要最高权力机关批准的事项，北京的官员又凭什么认为实行的时间是“明年年底”呢？

    此外，物业税最大的难度，还不是方案通过的时间表和开征的时机，而是税务机关如何准确掌握全国每一个公民、每一户家庭的住房、财产情况。就算税务部门胸怀远大，志在必得，其征收成本会是一个天文数字，最后，也只能把这种负担加到每个家庭头上。这种情况下，再用“物业税能降房价”来忽悠公众，就显得不厚道、不靠谱了。

    在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通过税收，实现财富的再分配，是一个不言自明、人人都懂的道理。但是，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来看，其基本主体就是工薪阶层，也就是说，真正的富人群体，往往通过自己所在的企业，将自己的收入、生活消费进行了税收规避。由此，个人所得税产生了“穷人纳税”的独特现象。谁能保证这样的问题，不在一些官员主张的新税种中重演？并且，就算真能通过汽车、住房等领域多征了税收，在缺少监督和透明机制的情况下，又怎能保证这些钱被用到穷人身上，而不被不明不白地挥霍掉？

    当然，面对税费过乱的局面，做适当调整是可以的，但不能以加重公众的普遍负担为前提。面对重重积弊，提高社会和城市的管理水平是当务之急，这远比多收某个税种复杂得多。改变“一税就灵”的思路，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审批至上的行政习惯，约束权力的偏见与傲慢。（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