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种碳减排的方法,显然都和技术进步有关,而技术进步显然离不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也就是说,社会为了实现碳减排必须投入大量的成本,而受技术进步周期性规律影响,这些技术在短期内是无法收回成本的。因此,从技术角度来解决碳减排问题,必然意味着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
而实际情况则是我们可能不得不在没有完全攻克碳减排的技术难题之前开始行动起来,也就是通过缩减生产和生活的规模来推动碳减排。这是碳减排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各国政府担心过高的碳减排指标会拖累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考虑因素。举个例子,比如某国承诺在2020年前削减排放20%,然后将这一指标相应地分解到该国所有的地区、行业乃至个人,并根据不同情况,给他们确定不同的减排比例。此时,如果技术进步只能实现15%的减排量,而又无法从外部获得减排指标,那么,另外的5%减排量就来自生产和消费总量的削减。通俗地讲,也就是削减了5%的国民生产总值。正因如此,在没有彻底核算本国经济对碳减排的承受能力之前,各国政府都不会轻易对国际社会作出减排承诺。
在以上两点因素的影响下,应对气候变化的碳减排前景似乎不甚明朗。与此同时,来自全球变暖的气候压力却又有增无减,国际社会必须加以应对。也正因为有如此多的困扰,近日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才更加吸引全球目光,人们期望能够通过各国的协作与努力推动碳减排这个对人类有益的行动。
首先,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立场上,各国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是地球面临的一个紧迫环境问题,必须予以重视和解决。因此,主要碳排放国家和地区,都在近期宣布了系列的减排目标和大致的行动计划。中国政府便于11月17日宣布到2020年将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40%-45%的“碳强度”,这是中国首次对国际社会正式作出具体的碳减排承诺,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和加速国际减排框架的形成。其次,国际社会也基本认同在碳减排的指标分配上,应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区别对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对于碳减排而言有着重大意义。它预防了发达国家在承诺碳减排指标上进行不合理、不科学的比对,也承认了发展中国家在碳减排过程中维护发展权的必要性。此外,在实现碳减排的政策对策上,基于提高效率的“总量控制与交易”原则也得到了普遍认同,也就是在各国的碳减排承诺基础上,对生产和消费进行“碳排放”上的总量控制,然后允许他们之间进行碳指标交易。这实际上是继技术进步、缩减经济规模之后的第三种碳减排机制,目的是实现“碳排放”指标的有效分配,以及提高“碳排放”指标的使用效率。
在其他推进全球碳减排的对策中,有一项是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那便是由发达国家出资设立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碳基金”。据测算,要真正发挥效果,这个碳基金的规模应在数百亿美元,这也是目前国际社会的主要争议所在。出于历史排放的角度,发达国家理应承担起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责任,设立此类碳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技术和培育相应的碳减排能力,但主要发达国家却至今不愿承诺具体的出资规模和比例,这也是本次气候大会获得广泛关注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的来说,尽管碳减排对经济发展有所不利,但较之于受气候变化影响而遭受重大损失而言,碳减排带来的经济成本尚处于可控范围之内,相信人类的智慧会帮助地球渡过这一难关。而实现碳减排的目标,技术、制度以及全球的合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志青)
责任编辑:cpr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