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2010年有望好转

    哈继铭表示，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今年对GDP的拉动约在2%左右，但该计划的效果将在2010减弱。“明年的经济增长能否高于今年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需和私人部门内需。”他表示，如果这两个方面能拉动GDP上升2个百分点，2010年才会好于2009年，“否则今年并不是底”。

    哈继铭预计，美国经济走势将呈非对称“U”型，未来十年其经济增速约保持在2%。“2010年美国将进入老龄化，这必然使其长期经济增速下一个档次，这个过程中为了挽救经济美国必然会采取大量发债的做法，税收负担随之加重，从而形成‘父债子还子难还’的局面。”他说，这意味着未来中国GDP靠出口拉动这一块仍会走弱。

    具体到国内的情况，哈继铭认为，2010年的宏观经济增速低于今年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内需不能有足够幅度的提升来弥补外需走弱的影响，未来10年我国经济增长也不会如过去十年那么快。“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轮经济调整不仅是一个周期性下降，还有可能是一个结构性拐点。”    

　　财政政策仍大有空间

    “短期内如果财政政策科学到位，还是能够实现‘保八’目的的。”哈继铭说，财政政策仍有很大可以作为的空间。

    他建议，短期内可采取改革税收政策，如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增值税率；向居民发放搭配现金使用、不仅限于购买生活必需等刚性需求强的商品、具有时限的消费券；调整支出结构、压缩政府经常性开支等措施。但长期来看，仍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解除老百姓消费时的后顾之忧。

    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哈继铭认为仍需靠改革这一法宝。具体而言，他认为可以考虑在医疗、教育等服务行业领域对私人资金逐步开放；打破能源、电信等行业大国企垄断的格局；在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严格管制物价的领域能进行物价改革，同时允许私人资金介入等措施，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谢国忠:政策一定要朝消费倾斜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核心问题是百姓没有钱，2009年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他表示，中国经济主要是靠投资刺激经济，投资刺激中国经济有一定的效果，但不是最好。一个最直接有效的措施，就是补贴老百姓去消费。应该增加百姓收入，给百姓发钱，才能真正改变面貌。

    他认为，中国总的负债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但是集中在企业和地方政府这一摊，后者的困难比较大。所以，他认为短期靠通过中央政府借钱来创造需求，疏解企业的困难和地方政府的困难；而中长期还是要改变我国发展模式，更要开放，不要过度依赖出口，要让其他国家到中国投资，让我们变成更像美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让老百姓消费。

    “现在我们说提高消费只是喊口号，老百姓没钱怎么消费？第一个要想到的是怎么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这样才能支持消费。”谢国忠表示。

    至于降息刺激内需的做法，在谢国忠看来是不管用的。他指出，国家财富本来就是百姓创造的，与其降息，不如多印钞票，然后大家平分。况且，降息不影响百姓消费，只会减轻负债者的负担。降息对于企业来说用处不大，比如一个将濒临破产的公司，即使减轻负担，也不能挽救企业的生命。

    对于政府重拳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的举措，谢国忠认为，4万亿元投资是对的，包括投资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等项目。但要注意，中国投资占比本来就过大，如果继续增加投资，会使得经济越来越不平衡。政策一定要朝消费倾斜，才能彻底走出低谷期。

    至于大家关注的资本市场走势，谢国忠泼冷水说：“2008年四季度上市公司业绩很差，即将开始披露的2008年上市公司业绩会超乎想象地不好。因此，股市短期难有大的转机。”他认为，应该用很平和的心态看待目前市场的点位，打消盯着6000点的念头，因为6000点本来就是虚的。

    从全球看，他认为2009年第一、二季度，全球经济还会持续萎缩，到第三季度可能会停止萎缩。但是，停止萎缩与经济恢复是不同的概念。经济萎缩是有底的，从停止萎缩到恢复发展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吴晓求:今年股市“不会太坏，也不会太好”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表示，2009年资本市场机会大于风险，总体上市场将呈现出恢复理性、寻找正常定价区域的表现，投资者不必过于悲观。同时，可以预计市场将于2010年重拾涨势。    

　　股市仍将与宏观经济保持高度相关

    “2007年是疯狂上涨的一年，2008年是非理性下跌的一年，而2009年市场将恢复理性，是着陆的一年，2010年应该是重新起飞的一年。”吴晓求说，“2009年股市不会太坏，不会比2008年更坏，因为2008年是历史少有的、非常糟糕的一年；同时，2009年股市也不会太好，不会如2007年那样好。”

    吴晓求预计，2009年股市总体上仍将与宏观经济保持高度相关。“一般预计，到明年2季度之前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明显的好转，从基本面看还是有不乐观的因素。”鉴于宏观经济在2009年将会遇到很大困难，因此股市虽已经对宏观经济的困难做出了明确的反映，但如果宏观经济没有明显的好转迹象，资本市场受到的负面影响还是很大的。总体上看，今年股市的表现主要取决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政策的调整，同时也要受到全球经济何时能够走出下行轨道的重要影响。    

     4万亿投资将产生重要影响

    宏观判断的第一个因素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09年的具体表现。在财政政策方面，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虽已明确，但目前仅仅是其中的1000亿元投资得到了初步落实，其余投资的方向还仅限于总体描述。吴晓求表示：“两年4万亿元的投资落实到哪些领域，对于市场结构变化的影响还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税制改革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2009年企业税负是否能够进一步降低，增值税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提升企业利润，值得投资者关注。

    在货币政策方面，吴晓求认为，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将是2009年货币政策的主旋律之一，成为2009年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利率下调虽然还有空间，但是空间已经不大。由于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匹配零利率的水平，因此1.5%左右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事实上已是较低的利率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般估计利率再下调2-3次，每次下调幅度27个基点就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存款准备金率有望逐渐下降到10%左右的水平。”吴晓求认为，货币政策调整对上市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股价走势会产生影响，但是否会压缩商业银行盈利空间，还需要研究。“总体上看，会有影响但不会太大，虽然利差可能缩小，但总体规模扩张，利润影响不会太大。”出于同样的担心，吴晓求认为单边调整利率的政策并不可取。    

    应鼓励限售股东承诺延长锁定期

    在宏观经济政策之外，吴晓求认为大小非等限售股解禁的抛售压力仍然会对市场预期造成影响。他认为，要求大小非等限售股东延长减持时间显然已不现实，但仍然还是应鼓励更多限售股东能够承诺延长锁定期或承诺锁定减持价格，“如果这类措施能够跟上的话，市场应该不会太坏。”

    对于市场在弱势条件下的产品创新和制度建设，吴晓求认为，在2009年并购重组是推动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以吸收合并、行业整合为主的并购重组是2009年的“重要方向”。除此之外，公司债仍将得到继续发展，但对股市显然不能形成直接的促进作用。融资融券“不失为一个努力的方向”，而股指期货的推出预计仍然将“遥遥无期”。

    在谈到具体的投资建议时，吴晓求认为，由于资源股已经整体严重低估，因此2009年“也许是资源股的准备期、建仓期。”    

　　祝宝良:经济增长可能呈“L”型走势

    2009年可能是近年来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在4万亿元投资的拉动作用下，2009年我国GDP增速有望接近8%，也可能比8%稍低。并且这种8%左右的增长可能持续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使得此轮经济增长呈现“L”型走势。这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对今后几年经济的大致看法。     

　　预计2009年经济将回落

    祝宝良日前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表示，近期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保增长的政策，初步估计新增加的财政投资可拉动经济每年增长2个百分点，农民和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加可拉动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他个人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政策，经济增长可能降至5%的水平。

    他同时表示，尽管这些政策有利于扩大政府投资并带动和引导社会投资，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也能增加消费，但政府投资从项目立项、论证、施工、资金配套落实到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预计2009年经济将回落，是近年来最为困难的一年。

    首先，2009年世界经济可能进一步降温，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会进一步加深，我国的出口会全面放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下拉影响可能比2008年更加严重。

    其次，出口下滑使我国产能过剩特别是出口导向的产业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企业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经营更加困难，投资者信心减弱将改变社会投资预期，企业自发投资意愿明显降温。虽然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行业明年可能会有投资，但预计量不会太大。所以明年投资主要是靠政策拉动，企业投资不太乐观。同时，占我国投资规模20%的房地产业成交量大幅萎缩，房价调整迹象明显，投资意愿减弱，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可能随之减速。

    再者，2008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是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但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出现不同幅度的调整，居民财产性收入缩水，扣除物价因素后居民实际收入增幅比前几年下降。随着经济下滑，就业困难增加，工资性收入难以大幅度增长。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热点退潮后在短期内很难由其他消费热点替代，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的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都可能低于2008年。其中，类似于食品等最基本的需求肯定还是略有增长，服务业消费受到的影响也不大，但是一些耐用消费品比如说汽车明年可能出现负增长，如果没有很好的政策启动，那么消费增长就会比较慢。    

     CPI出现负增长可能性不大

    对于通货紧缩的担忧，祝宝良指出，200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出现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世界经济不太好，国际上初级产品价格、工业品出厂价和原材料价格可能负增长，传导到我国的一些耐用消费品上价格可能下降。但考虑到CPI里面很大一部分是服务和食品，服务业价格一般不大会降，而食品价格主要是看2009年的粮食价格走势，存在涨价的可能性。还有翘尾因素会导致CPI涨1%左右，所以2009年CPI可能在2%以下，但不会是负的。PPI有可能为负，因为现在世界经济还没调整到位，包括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价格短期内很难起来。

    在财政政策方面，祝宝良认为，目前财政政策力度已经比较大，出口退税率也提高了，增值税也将开始转型，财政支出的力度也很大，今明两年仅投资就要支出11800亿元，明年经济如果不好，可能更多的额度会用在明年。此外，为刺激经济增长，明年财政赤字的规模可能比较大。如果消费起不来的话，还可能出台一些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

    他同时认为，目前货币政策的空间还比较大。现在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是2.25%，如果物价降到2%以下或者1%左右，利率再降一个百分点没什么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每次降息幅度为27个基点，还可以降三到四次息，准备金率下降的空间更大。

    祝宝良最后表示，当前，无论国际经济还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由上升期进入下行期的关键调整时期。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正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力度、节奏和重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只要坚定信心，积极应对，一定能够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许小年: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关键

    近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经济处于下行周期之时，放开金融业、培育新的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实乃关键。

    针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许小年仍坚持“最优的货币政策是无为而治的货币政策”的观点，并直言利率并非关键，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使中小企业明显获利，因为现在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决定了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这是因为商业银行经营中小企业贷款的成本相对较高，我若是商业银行的行长，我也不会贷款给中小企业。”

    在此情况下，许小年建议，要放开金融业，让地下钱庄合法化，让这些成本低的民间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因为这些新型金融机构获取当地中小企业的信息成本较低，它可以低成本地为中小企业服务，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当然了，金融业放开的过程中会存在问题，需要改革，但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否认它。我们的改革开放，比如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解决问题，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许小年说。

    对于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许小年认为，拯救经济不能依靠政府投资和凯恩斯主义，因为“政府投资是低效的，改革开放是高效的；我们需要改革的政策，而非花钱的政策。”

    他指出，国家的投资效益差，因为它可能找不准投资的方向，而且可能存在太多损耗。所以国家投资的效果还不如直接给老百姓发放补贴。

    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许小年也提出了建议，即加快发展服务业，比如金融、电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创造就业的潜力是巨大的。而发展服务业的关键是解除管制，引入多种投资主体，尤其是民间资金。

    对于备受瞩目的A股市场，许小年表示，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外部需求和投资均呈现疲软，“我们的企业过去靠天吃饭，但是现在经济形势逆转后，企业盈利比经济下行得还快，因此2009年股市的基本面肯定不好。”  

　　余永定:不应以贬值等措施刺激出口    

     2008年1-11月，我国实现贸易顺差2559.5亿美元，同比增长6.9%，贸易顺差增速大幅下降，其中，11月我国进出口额更是出现七年来第一次负增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由此，稳定出口成为2009年保增长的一大关键。

    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对贸易顺差增速的下滑不必惊慌。他同时认为，不应以人民币贬值、上调出口退税率等措施刺激出口。

    余永定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早已过高。中国自1990年以来，除1993年有贸易逆差、1998有资本项目逆差外，一直维持“双顺差”，这种长期“双顺差”的情况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他认为，在“十一五”规划中，我国已确定了在2010年实现外贸基本平衡的方针，既然如此，贸易顺差增速下降等情况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必对此感到惊慌。

    不过，在他看来，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出口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并非完全是我们主动调整的结果，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被动调整的结果。他认为，为减少调整痛苦而稳定出口的想法非常自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采取人民币贬值、上调出口退税率等政策刺激出口。

    他说，首先，我们不应该惧怕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减少。这种减少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短期负面作用应该主要通过刺激内需的办法来解决。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会带来痛苦。对此，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手段解决，但企业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调整成本。

    其次，人民币贬值和增加出口退税对维持出口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目前中国出口遇到困难是因为发达国家消费需求下滑。不管中国商品价格如何低廉，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恐怕很难再像过去那样购买中国商品。

    余永定进一步认为，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增加出口退税等措施来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可能导致贸易摩擦增加，使出口获得的利润越来越少。人民币贬值对中国弊大于利。在目前条件下，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可以适当调整，但是在“双顺差”继续大量增加的条件下，我们没有理由改变人民币升值的大方向。而出口退税则应该是一项中性政策，不应该被用来鼓励或抑制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