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百年中国经济：回顾与前瞻”论坛上表示，面对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应该叫好，我国目前不存在通货膨胀，今年年内物价将保持平稳。(11月30日《新华网》)

    “面对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应该叫好”，姚景源总经济师的本意大概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但是，他似乎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农产品价格为市场终端的交易价格，在交易渠道不通畅、中间环节繁多的前提下，终端交易价格的高低，与中间商对农民的一手交易价格高低，关系可能极其微弱。

    这些天，广西香蕉滞销，产区售价竟跌至0.2—0.3元/斤，而外省的我们，有多少机会能吃到价格在1元/斤以内的香蕉呢？中间差价如此之大，决定了终端销售价格将主要决定于中间环节各因素的变化，而并非主要与一手交易价格有关。特定前提之下，终端销售价格飙升，甚至可能建立在一手交易价格下降的基础上。有如一根油条的价格，借着前年食用油价格飙升而飙升，接下来食用油价格猛跌，油条价格却没有跌下来，但食用油价格猛跌却会反应在相关农产品的一手交易价格上。

    其次，就是一手交易价格的提高，未必等于净收入的提高。以农药化肥涨价为核心的生产成本飙升，可以轻易导致净收入在总收入提高的前提下降低。

    再次，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实际不决定于绝对净收入的提高，而决定于收入与生活质量成本的比例。在极端情况下，如果福利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各项生活成本大幅下降，即便净收入也下降，只要幅度不大于生活成本的下降，生活质量也会是稳步提高的。当然，在通常情况之下，应该是福利保障体系更加完善，而净收入涨幅超过具体生活成本的涨幅，这也就是许多经济学者强调的“良性的轻微通胀状态”。

    农民收入、农民生活质量，与涉农产品的终端交易价格，是不同的概念，前者直接关系到农村、农民，而后者，尽管也关系到农村、农民，却不仅仅是关系到农村、农民，乃至并不主要关系到农村、农民。

    如果以涉农产品的终端交易价格为切入点，就必须实施分解，哪些部分是合理的，包括农民收入、中间商正常收入等等；哪些部分是不合理的，如从广西运一箱24斤的香蕉去北京，批发价可以卖到16块，香蕉的包装费和运费就要12块，仅除去此项费用，中间商的实际所得就不足0.2元/斤了。看来，物流成本实在太高，而物流成本过高，显然与成品油价格和过路费过高有关。对市场交易价格实施分解的目的，就是为了压缩不合理部分，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使得所有社会群体受益，包括消费者、生产者，也包括中间商。

    混淆涉农产品终端交易价格与农民收入、农民生活质量间的区别，特别容易形成道德讹诈，似乎抱怨一下涉农产品价格过高就是不尊重农民、不关心农民疾苦了，不是这样的。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整体的发展、进步，绝不应建立在特定群体作出不必要牺牲的前提之下。这样的道德讹诈维护的绝非是农民利益，而主要是无益的社会运行成本，是不道德的特殊利益，任何一个群体都将因此受害，也包括农民群体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