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讲，中国真正进入 “调结构”的实质进程，其实就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压力“反侧自消”的一个过程。因为，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暗示了廉价资源时代的结束，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权利将由政府回归市场。高储蓄的下降，也意味着内需将可逐步填补因外需退出的缺口，“双顺差”将大幅收缩，中国经济增长也将减速到一个正常水平。

    所以，近年来笔者一直强调，人民币汇率改革一定要结合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我们要好好总结2005年汇改以来一些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一旦结构性改革严重缺位，如果直接启动名义汇率的升值阀门，人民币的渐进升值路径，不就等于发出了“快快向中国搬钱”的动员令？果不其然，贸易顺差、外资直投及热钱“三股合流”，使中国的货币流动性滔滔不绝。当围堵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被用到极限时却发现，问题依旧，甚至还“愈演愈烈”。

    据此，笔者认为，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一定要超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本身，因为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困境是我国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原因。 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本质上是个内在的宏观经济总量问题，并不直接取决于贸易政策或产业竞争力，但最终要取决于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因为它们决定了资本的国际流动。因此，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两个变量几乎不受贸易政策的影响，更不会受到其他国家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影响，储蓄与投资的长期失衡最终是由一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决定的。

    当然，如果你迷信国际贸易收支的“价格弹性或汇率弹性”，尽可采取“试错法”一试，但在一个价格存在系统性扭曲的经济体中，货币当局根本就不可能评估名义汇率到底要升值多少或升值多少才够；只要资源依然是按行政的意志在配置，均衡汇率对这样的经济体意义并不大。

    由上观之，中国之所以会形成“双顺差”，不是因为出口多了，而是因为国内收入购买力的下降，导致出口部门扮演了增加就业的角色。如果短期内出口部门的人失业了，中国经济就只剩下重化工了。没有了就业，哪来收入，又何来消费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作者 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