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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步
 
袁庚为什么能搞好蛇口?
来源:作者 / 王志纲 正和岛 更新时间:2018/12/19 15: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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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正和岛总编辑):

王志纲先生曾是国社名记,一支健笔掀起珠江波澜,搅动南国风云;后来做地产策划,杨国强、王健林、黄文仔等众多大佬的造富过程,他亦多有参与、见证;再后来做城市战略,国内数百城市的发展蓝图都由他带领团队擘画、参详,不少当时的主政者后来都已高居庙堂;如今,他是一个云游四海的“杂家”,各地的风物风俗、人性人情,他又多有体验与洞察。

别样的经历与际遇,给了他别具一格的眼光和别开生面的表达。借由《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40年》在喜马拉雅开播之际,我们特意邀请王志纲先生在正和岛开启“改革人物10讲”专栏。王老师与他笔下的改革人物多有往还,他的记叙常能于真实的故事、生动的细节中荡涤开教条与陈见,带给人妙趣与新知。

打头的一篇是改革史上的“网红”袁庚,此后相继还会有任仲夷、吴仁宝、禹作敏等风流人物。有幸每期能先睹为快,我的两点感受,料想不少读者朋友大抵相同:其一,如鲁迅所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改革能有今日的成就,正是这些英才人杰奋力推动的结果。当下,尤其需要这样的人。但愿体制内的有志者能以前辈为师,锐意革新,奋发图强,不辜负家国民众的期望。其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本是人间常态,但后人中的有心人总该知道:当初是谁栽了树,树是怎样栽下的?这样,即便在树下坐享,或是躺赢,也会明白胡适说的“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也会了解冰心讲的“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80年代中期,伴随改革开放,广东出现了所谓的靡靡之音和资产阶级黄毒黑现象。当时整个党内在酝酿一种观点,要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甚至有声音提出要重新关门,对广东是贬多褒少。面对这种争议,我从新华社内蒙分社北上,参加了总社的小分队,在广东及沿海深入调研,最后写了一篇影响巨大的文章——《广州人经受三次冲击波》,分析改革出现乱象背后的原因,给中央做参考。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我被借调到广东新华社,专门报道改革的最前沿广东。应该说,那十年当中有很多捅破天的事,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对个人的命运,影响深远,我都亲历了,其中很多就是发生在广东。这里先讲一下袁庚和他的蛇口。


袁庚

那是1987年前后,新华社面临一个新的任务或者话题,就是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其中深圳自然是重中之重,而蛇口又是深圳难以避开的话题。于是总社安排我去负责报道蛇口。我在蛇口一待十天,跟方方面面相关的人基本都见了。

蛇口的创始人叫袁庚,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再听到这个名字,但在当时,袁某人可是一位名震天下的传奇人物。当我没接触他之前,江湖上流传的全是他的传奇:第一,他是共产党里面很早就加入地下战线的情报官,1953年,他还担任过中国驻印尼总领事馆领事,以外交官的身份承担特工任务,在普通人眼里,简直神秘至极;第二,他本身就是地道的老广东,老家就在宝安,就是现在的深圳特区所在地;第三,袁庚在文革前就已经担任了交通部司局级干部,但是文革期间受到了很大的打压,蒙受将近十年的冤屈。

平反后,1978年,因为他既是广东人,又有交通部工作经验,当时的交通部部长叶飞就让他去香港招商局打开局面,由此开启了他的晚年奇迹。也是通过交通部,他向国务院申请开发蛇口,1979年,又再度担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蛇口工业区的开发。

曾经有人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因为他不懂计划经济,他才对计划经济的弊端有深入了解,他是最早那一批反思中国原来倒行逆施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官员;第二,他有非常丰富和发达的海外关系,也知道这些年来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包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包括香港如何从落后的渔村变成一个现代金融中心;第三,他有一种积极的改革开放意识,他认为时不我待,想做点事,有所作为。所以一到招商局,袁庚就积极配合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最后以招商局的名义获得了蛇口开发区这个试验田的权益。

采访袁庚时,他曾说过,当年是谷牧秉承中央的指示,来跟他对接,问他要多少地?当时拿出个地图来,随便他画。最后他只要了巴掌大一块地,就是现在蛇口三到五平方公里的面积。当时他如果要的话,南山、后海、蛇口全都可以画下来。当时全中国的土地根本是一钱不值,没有这个概念。他说我只是保税区、工业开发区,三五平方公里已经不错了。如果他当时手抖下,圈了一大片,广东尤其是深圳,未来的发展走势可能会与现在完全不同。

画下来以后,他就开始在这块土地上励精图治,按他的说法叫“试管经济”。他想做一个试管婴儿,有别于传统的计划经济,跟全球接轨,拥抱市场化和国际化。其实他还有一个蓬勃的野心,这是他自己流露出来的,也是他后来遭受诟病的地方。他和我说,蛇口的经济再发达,在共和国的经济总量里面也是九牛一毛,所以蛇口应该在政治上进行探索和突破,这才对中国有巨大的意义。因此在蛇口的时候,他搞了很多政治上的尝试,民主选举、民主投票、自办报纸、袁庚纳谏,这样一系列在保守者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事情。这在当时确实是很新鲜,以致于当时中国很多热血青年像当年投奔延安一样地投奔这个地方。

袁庚人生最辉煌的事情,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但却不知道是袁庚所为。1984年,小平来特区考察的时候,袁庚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蛇口的马路边竖了一个标语,就两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两句话引起了保守力量很大的反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精神污染,是资产阶级的流毒,袁庚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没有想到邓小平看到以后,肯定了这条口号和标语,由此这个口号走向了全中国,推动了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也从某种意义上为蛇口为袁庚加了持,让袁庚在政治上站稳了。

但是在我去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1987年,蛇口可谓人心浮动,当时香港的报纸都在大量登载“袁熊大战”,“袁“就是袁庚,时任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熊”就是熊秉权,时任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当时两人的矛盾几乎天下皆知。虽然这种摩擦起初不关乎个人恩怨,只是对于改革方向的态度不同,但是随着矛盾愈演愈烈,袁斥熊搞“一言堂”,熊讥袁是“一元(袁)化”,两人几乎难以共存——在我采访的过程当中,这两个人都向我诉苦,都想积极地影响我。

采访完以后我得出一个判断,熊秉权是个干才,作为企业家,作为开发区的官员绝对是一流的。熊秉权认为,既然是开发区,埋头搞好经济发展就完了,千万不要染政治。但袁庚野心勃勃,同时也雄心勃勃,他早说过,蛇口再怎么折腾经济,也是九牛一毛,只有在政治上有所突破,才对整个中国是最好的帮助,他想搞政治特区,就是他所说的“试管”。

我去了以后成为他们之间这场争论的见证者,他们也希望我当调解者,甚至希望他们的观点能被我所采纳,诉诸笔端。当时我33岁,真是很难把握这个事情。现在回头来想,我觉得很自豪,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一路走来,在关乎大局的问题当中没有随风倒,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最后采访了十来天以后,我又憋了十来天,写了一篇稿子,我在文中坚持三个原则:不回避矛盾,不夸大成绩,不就事论事,并且着重从历史的跨度和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和描写蛇口,社里也非常重视,时任新华社常务副社长的郭超人同志亲自抓这篇稿子,把它当作中央十三大前的重磅文章,最终定名为《放眼向洋看世界——蛇口启示录》。

这篇稿子写好后,就发给了《人民日报》,在当时舆论一律的情况下,重磅的政论文章通常要通过《人民日报》,才能够引起全中国和中央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当时的经济部主任叫艾丰,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记者。艾丰看完这篇文章后,给我打电话,说了三句话,我印象很深,第一句:王志纲同志,这篇报道《人民日报》写不出来;第二句,这篇报道太棒了,我们多少年来一直希望出这种报道,一直找不到;第三句,《人民日报》将会隆重推出。

没想到十天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变卦了。后来艾丰非常遗憾地告诉我,因为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竞争得非常厉害,《人民日报》当时的主管领导说,新华社的稿子不能发,写的越好越不能发,所以他坚决不发,甚至派记者重新去蛇口采写。

被夹在两大阵营中的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将这篇文章给了《瞭望》杂志社和《羊城晚报》。《羊城晚报》在广东地区发行量高达170万,影响非常大,当时《羊城晚报》的值班编委龚志瑾先生,与我算是素昧平生,但他看完稿子后很激动,连夜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他之前是新华社驻深圳记者站的站长,对于深圳和蛇口也非常了解,所以他深知此文的重要性,当即决定用头版头条把这篇文章全文登出,而且还亲自加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编者按:“通讯中运用各种事实,回答了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特区这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借助外资实现经济腾飞这条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中国究竟行不行?”“在为数众多的蛇口报道中,这一篇立论高远,值得一读。”

果然,这篇文章在《羊城晚报》发表后,引起一时轰动,袁庚指示《蛇口通讯报》全文转发,《人民日报》那篇精心准备用来打擂台的文章反倒成了牺牲品,默默无闻。这篇文章后来还获得了全国新闻作品一等奖,这个倒无所谓,但也算是对蛇口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做了些贡献。

袁庚当时对这篇文章有个颇有意思的评价,他说蛇口开发区这么多年来,所有的报道都是隔靴搔痒,只有这篇报道算是入了门。袁庚这个人说话一向狂傲,我这篇文章得到他“入了门”的评判,我倒是大概了解为什么,因为我深知他在政治上的图谋和雄心,并且隐约地在文中点了出来,当然也不会写得太深,毕竟我代表的是“国社”新华社,但就这样也足以让袁庚欣慰了。

通过这次采访我也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广州生活,对深圳确实不太了解,这次深入接触后,发现深圳和广东可谓完全不一样:深圳相当于东德西德时期的柏林,二线关就是柏林墙,几乎全中国的人都在奔往深圳,跟深圳没有陌生感、违和感。但如果讲到广州,则觉得广州跟他们完全是两个世界。广州人也很有意思,基本上不把深圳当成自己的本土,一般不去深圳。还有一个,就是同时也发现了深圳和蛇口的矛盾。


袁庚

当时蛇口开发区几乎有半个国家的权力,要什么政策,就能从抽屉里拿出什么文件。蛇口工业区管理局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虽然隶属深圳,但实则是独立王国,中国的政治有“条条”和“块块”之分,省市这条线属于“块块”,部委这条线属于“条条”,就这样经络纵横,打造出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在开放前沿的探索中,两条线各自发力,深圳和蛇口就是各自的代表,深圳属于广东省“块块”的领导,蛇口属于交通部“条条”的领导,在地位上两地甚至可以说是平起平坐。蛇口的主要政府领导也是由工业区内部产生,并且拥有一定独立的自治权。当时其他地方成立企业走流程要3个月,而在蛇口,企业从申报成立到拿批文只需10天。

关于蛇口的高度自治,坊间流传着很多很有趣、很传奇的故事,第一个就是平安保险的马明哲,江湖上都谣传说他是袁庚的司机。其实是不是司机无所谓,不过他确实在汽车队待过一段时间。平安这家上万亿的金控集团,诞生完全是个偶然。

蛇口工业区当时开了一个会,会上有人提出来,因为经常有员工受伤,能不能成立个基金给员工做保障。袁庚同意了,但因为这个事情比较新,很多人不敢接这个活。马明哲说,你们不要给我,我来做。没有想到就在一个曾经被人认为是司机的人手里,做出了一个世界500强,就是现在的中国平安,上万亿的金控集团。招商银行更不用说了,就在小小的一个内部财务公司基础上,在马蔚华他们的手里面,做成了中国很大的一个商业银行。另外还有一个集装箱生产厂,最后成了中集集团的雏形。

就像当初袁庚跟我说的一样,本来只要你开口要,整个深圳都给你,就是总理一句话就完了,但袁庚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最后事实证明,蛇口真的成了整个中国很多新兴产业的孵化器。包括任正非当时去蛇口,先是跟老婆过去,他的单位南油也在蛇口,后来南油待不住了,自己就出来在蛇口创业。所以蛇口真是整个中国现代经济,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试管,也是现代经济的一个超级孵化器,新观念、新思想、新模具、新产业、新人物的诞生之地。

但是当蛇口做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功高震主,蛇口和深圳的矛盾,和深圳市委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我旁观了蛇口被深圳兼并和整合,从此消失的整个过程。蛇口、南油、华侨城原来都是属于深圳版图上的化外之地、独立王国,逐渐被“削藩”,一个大的深圳浮出了水面。深圳的一体化,的确为下一步深圳的均衡全面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是,一个传奇的时代结束了,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结束了,一个平庸的时代终于开始了。

如今的深圳,已经拥有超过1250万人口,在2017年创造了两万多亿元人民币的GDP,和香港的GDP差距缩小至611亿元。甚至有不同的算法认为深圳已经超过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第一城。但所有的这些与蛇口都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回到袁庚,袁庚这个人在人品上,按照熊秉权的说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谓的政治品质不好。政客都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袁庚是个政客,是玩政治的高手。所以熊秉权跟他发生矛盾的时候,非常痛苦,采访中熊秉权跟我说:他(袁庚)名气这么大,能力这么强,为什么不实事求是?他为什么玩手腕?为什么玩政客手段?这是熊秉权感到最痛苦的地方,因为熊秉权是个很实事求是的人,也是一个优秀的执政者。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政治人物都是这样。历朝历代,哪个成功的政治人物不是这样,他们有时只问目的不讲手段。但正是这一点成全了袁庚,他将会成为永恒,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袁庚肯定是会成为一个永恒的人物。他在先行先试往前走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韬略,没有这些手段,他是不能存活的,他需要政治智慧。他存活不了,蛇口就存活不了。事实证明最终蛇口也没存活下去,但是毕竟在他手里坚持了十年,这十年使蛇口成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孵化器,改革开放的一个新思想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一个IP。这个意义对于整个中国已经够大的了,所以蛇口已逝,袁庚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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