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一书的人总能感受到书中放射出的“法拉奇”精神力量，她尖锐的提问、刨根问底的追击、毫不客气的挖掘，从不同侧面向采访对象包抄靠近，巧妙迂回地奔向“航行”的目标——采访的成功。

新闻采访不是学问，而是关于采访提问技巧的学问。美国《塔尔萨论坛报》的记者鲍勃·福尔斯曼说：“笔下的功夫不强照样能当一名出色的记者，但不善于进行采访是绝对当不好记者的。”这便是我们常讲的“七分采访三分写作”。

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意大利女记者，作家。1929年6月29日生于佛罗伦萨。她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 战地记者。

法拉奇是享誉世界的著名记者和作家，以采访世界政坛的风云人物名扬天下，被誉为“世界政坛采访之母”，曾因采访邓小平而为中国人所熟知。

上世纪70年代，法拉奇先后采访过30个活跃在当时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其中有声称“不接受单独采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有“最神秘莫测的领导人”阿拉法特，有自诩为“一句话整个世界就能爆炸”的利比亚元首卡扎菲，有“带着冷漠和怒气生活，怀疑每天都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的约旦国王侯赛因等。

从这些人物的地位、名气和特点中，可以想象采访之难，然而，法拉奇不但一一完成了采访，而且把前南越“总统”说得痛哭流涕;伊朗国王巴列维当着她的面表示要摒弃女色;基辛格则后悔地说，接受她的采访是他“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法拉奇尖锐犀利的提问技巧。她对这些政要人物的采访技巧是值得我们细细推敲并学习借鉴的。

新闻采访的基本技巧

1、充分准备，不同凡响的开场

如同高明的棋手重视开局，法拉奇的采访都有一个别致的开场。她曾说：“我的秘诀是开门见山，把气氛打开。例如我去问霍梅尼前早就知道他是独裁者，于是我开场就说：你是伊朗的新沙皇……”这种开门见山式的问法，单刀直入，迫使对方做出防御性反应，揭下人物面具，逼视其真实面目。

采访阿拉法特这个“神秘莫测的人”时，她这样开始的：“人们常常谈论您，然而对您却一无所知……”这句话既陈述了事实，又点出了矛盾。而在采访邓小平时则从邓小平的生日谈起，将严肃话题注入在轻松自然的交谈中。

这些开场并不是灵机一动的小聪明，而是法拉奇刻苦劳动准备的结晶。在采访前一两个月里，她总是阅读大量的有关材料并作出相应的笔记，尽可能地熟悉与采访有关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情况，精心设计采访程序。

她说，采访前准备工作的紧张程度，“简直就像学生准备大考一样”。每一次访问，都是对她的“智慧和政治敏感的挑战，是不可能重演的事件，是消耗灵魂的一次人类实践。”

2、既予又取，巧妙处理矛盾

法拉奇说，采访是一场探讨事实真相的战争。探寻真相的过程是不断解决秘密与透明这对矛盾的过程。矛盾冲突在法拉奇的采访中随处可见，构成她采访提问中的锋芒。当那些政坛要员出于某种动机不愿讲明真相或闪烁其辞时，法拉奇总能使之无法绕过问题。

在采访基辛格时，她没有放过“基辛格是尼克松的助手，几乎比总统更出名”这一事实。她先是抛出这一事实，即“予”，抛砖引玉，使得基辛格虚荣心膨胀，说出自己“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的话来。

另一方面，法拉奇总是带着她的立场和感情投入采访，她与采访对象之间经常出现思想观念的矛盾，但她的可贵之处在于不回避矛盾，她甚至故意设置矛盾。

在采访伊朗国王巴列维时，双方就专制民主问题激烈争论，交锋中法拉奇一层层揭去了巴列维假民主的外衣，把他真专制的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

3、追根究底，不达目的不罢休

当那些政界精英对法拉奇的尖锐问题虚与委蛇、回避躲闪加以敷衍时，法拉奇决不姑息模棱两可的回答，也决不会给对方任何逃跑的机会，她紧追不舍的发问经常把采访对象逼到不得不回答的境地。

例如采访阿拉法特时，抓住“是否对约旦和黎巴嫩宣战”、“巴勒斯坦的边界在哪里”等关键问题两次提问。

再如采访基辛格时，基辛格因为担心泄密而拒绝谈越南问题，当法拉奇提问几次后，基辛格终于发出了警告：“够了,我不想再谈越南了!”法拉奇便从美国与阮文绍之间的停战谈判切入提问，使问题深了一步，逼得基辛格第二次警告：“请您不要再叫我谈越南了。”

而法拉奇却激发式地问：“很多人认为您和尼克松接受那个协议实际上是对越南的投降，对此您也不愿意谈吗?”问题又深入一步，基辛格第三次发出警告：“我坚决彻底地抵制投降的说法，真的不要再谈论越南了。”

坚韧不拔的法拉奇见目的尚未达到，机智地以守为攻缓和了一下，把话题变成更大的主题“战争”与“和平”上，似乎从越南问题退却了，可谈了几句，马上又伸向主题：“基辛格博士，那么关于越南战争您有什么要对我说的?我觉得您从来没有反对过越南战争。”

一句话将问题深入了一大步，逼得基辛格不能不对此表态了。法拉奇层层逼进的提问最终迫使基辛格就越南问题发表了见解。

4、巧设机关，分解问题“请君入瓮”

当采访对象正面拒绝时，她会采用迂回法，由远及近，引人落入圈套。

比如采访南越“总理”阮文绍时，她想获得他对外界评论他是“南越最腐败的人”的意见。当直接问他时，阮文绍矢口否认了这个说法，法拉奇就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她先问：“你出身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了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澄清这一“传言”，他不得不详细地道出他的“少许家产”。

如此一来，阮文绍是否真的如传言中的那么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奢华，已昭然若揭。

采访基辛格时，基辛格讳言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的越南问题，在法拉奇直接询问“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会选择谁?”没有得到回答后，她又把问题分解，提问到：“您喜欢黎德寿吗?”

得到肯定答案后，她又奋起直追：“跟阮文绍的关系，您也作同样的评价吗?”基辛格谨慎的言辞中流露出他和阮文绍的关系已不能用“亲密”来评判。他的回答，已不难使人预见美国以后在越南问题上将要采取的态度。

看过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一书的人总能感受到书中放射出的“法拉奇”精神力量，她尖锐的提问、刨根问底的追击、毫不客气的挖掘，从不同侧面向采访对象包抄靠近，采访不断深入具体，浑和圆满，如同一个舵手稳健地掌握着采访的“航行”方向，避开险阻，巧妙迂回地奔向“航行”的目标——采访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