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任何文明的死亡都是由于自身的病症、内部的腐烂。

对大会的这个话题，相信大家深有感触，甚至为此痛心疾首。我们开会的这个会场，位于人民大学的“明德楼”。大家知道，这个名字源于“四书”里面《大学》的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也作“新民”。“新民”，就是改变人心，让旧人变成新人。

我讲三点。第一点，今天的话题是“现代中国道德”，我想讲它腐烂的病根。第二点呢，讲现代中国道德康复的药方。第三点，讲现代中国道德建构的能量。

一、现代中国道德腐烂的病根

这个“现代”，从世界史来说，是起于英国革命，从中国史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从此以后，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化之路，到现在没有走完。所以，我追溯中国道德腐烂的病根，可以从清朝末年说起。

关于清朝末年的状况，可算是来华头号传教士的戴德生(James·Taylor)有一个记录。他有一次在南海上航行，看见一条渔船翻船沉没，很多船员落了水。他看见旁边还有其他一些渔船，心想，好了，现在可以救人了。然而令他震惊的是，其他船上的渔民竟高声问道：“给多少钱?”现在这一类报道很多，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实在没有想到，戴德生当年也见过这种事情。于是我想，他后来说“即使有一千条生命，也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真不容易!

刚才提到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正在进行时，英国军舰攻破了虎门炮台，溯江而上，清军溃不成军。但是，站在江边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居然指指点点，像看马戏似的!看见清军落水时，他们还发出像看戏看到精彩处的那种嘘声!英国司令官大为惊讶，问中国翻译是怎么回事，中国民众怎么会有这样的态度。翻译回答说：“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我们都知道，龚自珍属于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一位“先进的中国人”，他当时的评论是：“官无廉官，吏无能吏，军无良将，兵无勇士，民无良民，盗无侠盗”。关于“民无良民”或大众道德状况，戴德生的经历只是一个佐证，那么，根源何在呢?

龚自珍的儿子给出了一个回答。他叫龚半伦，做了所谓的买办，又帮外国人做向导、做翻译。在同清朝政府谈判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恭亲王——恭亲王是中国政府的代表，而他代表的却是外国政府。当时恭亲王骂他说：“你等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按现在的说法是，居然做汉奸!龚半伦回答说：“我等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又处处有贪官盘剥，才不得不乞食于海外!你骂我是汉奸?我看你是国贼!

我们的确应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所谓道德滑坡，不自今日始。当然我们还该看看民国时期。在民国初年，民风初开，杰出人物层出不穷，其中的佼佼者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刚才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他办《新民丛报》就是这个意思。他还写了《新民说》，说我们要搞道德革命，今日中国第一要务，就是“新民”。这是这位所谓保皇派的主张。

那么激进派又如何呢?傅斯年、鲁迅这些人又如何呢?傅斯年办杂志，鲁迅为之撰稿，杂志叫《新潮》。《新潮》也主张伦理革命，也就是道德革命;“发刊词”论其宗旨曰，“我们要造成战胜社会，而不为社会所战胜的人格”!还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或重要人物何叔衡、蔡和森、毛泽东等人，他们在湖南办的“新民学会”，也提出以改良人心为宗旨。

最后，第四派，应该提到新儒学，其重要代表贺麟先生说，新儒学要改造人心，“必须要吸取基督教的精华”，来充实儒家的礼教。

这就涉及到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涉及到很重要的、长期被忽略的第五派，即基督教的说法及其成果。我们只需提提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成果。

晏阳初说：中国贫弱，其罪不在满清，归根结底是我们中国人的心坏了，树根烂了，树枝就不能发叶结果;“民为邦本”，民心坏了，国怎么能富强呢?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革命;我们全国上下，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下面这句话更有意思：咱们中国人得了“心病”，要医心病，非请“神医”不可!换句话说，医治心病，非得宗教不可。

对他这些话，我有一点点不同意——国家的富强应该是手段，人民的富强才是目标;国富强而民贫弱的事情也很多。但是对他最后一句话，我特别感觉深刻——要医心病，非请神医不可!晏阳初虔信基督，他以基督教的理念，在河北定县农村办学校，推广农技，办医院，增进健康，更注重培养农民的“公心”;结果，日本军队攻定县，攻了七次也才只占住铁路沿线，因为农民都起来抵抗，而且晏阳初学校的老师管理着农村地区!

我们讲道德腐败的病根，还可以追溯一下二十世纪后半叶。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在30年当中从批判宗教发展到扫荡宗教，五大宗教概莫能外，全被消灭。我小时候看的宣传广告，说基督徒专挖小孩子的眼睛来做药，专挖小孩子的心脏来炒菜!这类谎言大行其道。

现在一些人常说，如今世风败坏，人心不古，改革开放以前道德很好。其实一切腐败，根源都是两条，一撒谎，二偷窃。撒谎非自今日始——那时候撒谎很普遍：你心里不喜欢林彪，不喜欢江青，但是口里必须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必须说江青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伟大旗手!你如果说实话，就有灭顶之灾，所以那时候假话盛行。

至于偷窃呢?那时候如果一个工人把厂里的木料、砖头拿回家建厨房，大家不认为是偷窃，因为所谓“全民所有制”使大家对于财产权概念模糊——我是“全民”的一员，那财产有我一份吧?偷窃会伤害财产主人，于心不忍嘛?主人是谁?看不见呀?于是，偷窃的道德防线被破坏了。

所以我说，道德滑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追溯到让谎言盛行、真话受罚的政治制度，追溯到实际上不知是谁所有的“全民所有制”。道德腐烂的这两个根源，最后发展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大规模的道德灾难，以至于在那个时代，灭绝人性的事情常常发生。所以，回顾病根，不能不提到二十世纪后半叶。

最后还应该提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知道，毒奶粉的事情同最下层养牛的奶农有关系，这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大官小官腐败，小老百姓也腐败!大家都谈政治局常委，但是不谈小百姓奶农。实际上，腐败是从高官到百姓，从军队到国企，四处蔓延!

关于国企，我想起一些惊心动魄的事实——2013年4月，河南省黄杉县村民因为补偿不到位而阻挡施工，中铁十三局竟然派出三十辆车，载着三百余人，统一着装，带着一米长的棍棒前往，见人就打，抢砸三十多部手机、相机等等;之后不久，河南省卢氏县20余名村民，又被中铁派三百多人殴打!

之前的2月，云南省富宁县一个村子，因为一起交通纠纷，遭到上百名中铁员工持械冲入，打砸抢烧，全村56户男女老幼被迫躲进深山避难，不能回家!记者向中铁公司询问这些事情的时候，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你应该去中铁建，他们的事情才多呢”!

大家知道，中铁建是另一家大国企，这些公司居然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设立了几十个分公司!他们最近几年同民工、农民、居民、工人、甚至警察，有打架或暴力冲突三十九起，光是2013年上半年就有7起，这不是黑社会呀!法治何在?

关于军队，该是纪律最严的地方吧?总后勤部出了大老虎，大家知道他是管钱管物资的，“常在河边走”嘛。但是总政治部也出大老虎，总政治部可是管纪律、管道德的呀!所以，不用多说了。柏杨说的“酱缸”，大家都泡在里面!

我们这代人是亲自看见，在极短、极短的时间内，这种腐败是怎样从头顶烂到脚底。我1979年到北京念研究生，在学生处报到，顺便问食堂在哪儿，饭票在哪儿买?学生处的人，不是回答说到哪里，而是亲自带我去!现在你在学生处能碰到这种事情吗?

1997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又一次碰到这种事情。时间相隔不太久，但是我真的很惊讶，因为上一次的经历已经生疏，恍若隔世了!现在，人们居然会看见“收费指路”的招牌;中小学老师居然会把该在学校讲授的内容压下，留到课后收费班去讲;医院居然会把没有钱的濒死病人拒之门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竟然走到了“看见老人倒地该不该扶起”也需要热烈讨论的地步，怎能不让人痛心疾首?!

从爱国这么大的事情，到带路这么一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道德腐烂的程度。究其原因，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的话值得思考，孔子最好的继承人孟子也说出了同样的道理——孟子谈到鲁国攻打邹国，邹国兵败如山倒，邹国的老百姓却在一边幸灾乐祸的原因。

他说：你这个邹公，邹国的国君，丰收的时候搜刮百姓，把粮食屯起来，受灾的时候你看着百姓饿死也不管;这国家既然只是你的，那么它的生死存亡，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孟子说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说出了这个事情上“道德腐烂”的病根。

二、现代中国道德康复的药方

第二点，该来谈谈现代中国道德康复的药方。说“药方”，首先需要判断是什么“病”。这个社会患的是什么病呢?很久以来，我就觉得，中国社会患的是“癌症”。

这不是“盛世危言”，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比喻(“药方”也是比喻)，其根据是癌症的病理。癌症的病理，是一个一个的细胞变异，即变得不正常了;细胞的性质变化了，它们组成的器官就会丧失应有的功能(例如癌变的胃丧失消化功能);变异的细胞还会成团疯长，抢夺机体的营养，这样时间长了，患病的人就完了。

那么，一个社会的细胞是什么呢?就是个人，一个一个的人的人性变异，变得不正常，就像细胞变异;一些人腐败了，他们组成的机构(例如一个城市的公安局)，就会丧失应有的功能(例如不保护公众安全，反而同黑社会勾结);而且，腐败者的团体，会像癌细胞成团疯长抢夺营养，他们会形成集团抢夺社会资源(例如向上要经费，向下要贿赂)，从而加剧社会本来已经严重的不公平。

从这种机制来看，这社会患的确实是癌症。有眼的能见，有耳的能闻，有心的能判断：它的表现，是不是一个一个人的人心在变坏?是不是从常委到奶农，从个人到机构，从上一辈到下一辈，从个人职业到集体行业，在劫难逃?到最后，是不是个体和集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人性的堕落和腐化，导致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突破底线、无法无天?

有何药方呢?我们真的很可怜：眼看病入膏肓，几十年的“老方子”用下来，只见每况愈下。无奈，还是回顾以往，查找古书!在中国的古书中，你似乎可以找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所谓“五常”，意思是这五条永远适用，具有普世的价值。

还有道家讲的“慈”——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慈爱是道家推崇的概念。还可以在佛教中找到“慈悲”——“与乐为慈，拔苦为悲”，与乐就是要给人幸福快乐，拔苦就是要让人脱离苦难。这些是我们在古书和宗教里所能找到的药方。

当然，书本归书本，实际归实际，这些概念怎么应用，尤其在现代社会里怎么应用，没那么简单，还得研究!比如，儒家思想依托的宗法社会结构，几十年来已经被彻底破坏了，甚至在农村也被破坏了，血缘社会和熟人社会已经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旧的社会结构已经不可能恢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必须重新研究!

中国现成的其他宗教，也包含一些药方。那些宗教在中国也有广大众多的民众信仰，所以尽管千年前来自域外，早就是中国宗教大家庭的成员了。比如伊斯兰教，它也有类似的说法，它提到真主，总要说他是“至仁至慈”。基督教也是中国宗教大家庭的成员，它说上帝就是爱，要大家“爱人如己”，当然也算一个药方。

由于它是今天会议的主题，我们必须多谈一谈。那么，基督教的药方，对现代中国的道德建构有什么用处?关键是，这药方在实际上，在“道德建构”这种复杂艰难、旷日持久、规模宏大的事业中，能成为真正起作用的能量吗?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

三、现代中国道德建构的能量

在座诸位手里的论文集中，有大量的文章，中文英文都有，都论述了基督教对道德建构有着积极的作用，并提供了大量的事实和论据，我就不多说。

我只说一点同刚才关于癌症的比喻有关的大历史，用基本的历史事实说明基督教在这方面能够发挥多大的能量。

我们知道，在西方世界，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以前的文明，被称为“古典文明“。古典文明继承了非洲的埃及、亚洲的美索不达米亚和腓尼基、欧洲的克里特和迈锡尼等上百个民族和国家的上古文明，最后以希腊城邦和横跨三大洲的罗马帝国为代表，硕果累累、辉煌灿烂。

但是，这个文明得了癌症——同人体癌症的病理一样，构成罗马社会的个人，一个一个地但是大量地腐败、变坏!在罗马帝国后期(甚至从罗马共和国后期开始)，贫富悬殊、国富民穷、改革受阻、暴力盛行已难以逆，人性由此而受到极大的腐蚀——奴隶当然不用说，隶农和无产者的贫困同贵族的富有形成尖锐的对比，结果一边是仇恨，另一边是奢靡。

国家经常大兴土木、举行豪华的庆典，而农民却长期失地，贫民靠偷窃和告密为生的同时还以罗马的富强为荣，结果一边是狂躁性人格，另一边是自卑性人格;格拉古兄弟俩为改革而死，戴克里先“改革”难挽颓势，结果是绝望蔓延和自我中心盛行;帝国对外对内都靠武力，经常举行的角斗士表演以人与人、人与兽的厮杀作为娱乐，结果是对生命的轻贱和普遍的冷酷残忍!

希腊罗马的宗教对人没有任何道德要求，诸神常常通奸、乱伦、报复、仇杀，没有任何比人高尚的地方。所以在古典文明后期，人性的败坏日益严重——罗马到处是奢华的浴池，很多贵妇人竟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妓女名单，因为这样通奸就可以同男人一样不违法;政治家带头破坏婚姻的严肃性(例如安东尼和克柳帕特拉在埃及卿卿我我，回到罗马就结婚，过了两月又离婚，回到埃及再与那“艳后”住在一起);皇帝上台原来靠选举，后来则靠阴谋靠暴力。

贵族们只管家事，不管国事;商人(骑士)们只顾发财，不顾其他;甚至工人不愿做工、农民不愿种地，父母不愿生孩子、大家都不愿当兵!北方有日耳曼蛮族，人民大众宁可搬过去与之同住;蛮族入侵时，他们则去带路，去起义，去帮助对方打罗马!罗马屡遭蛮族攻破、劫掠，老百姓竟然把那辉煌的城墙拆掉，另建自己居住的小城城墙!一句话，古典文明的确患了癌症，病入膏肓!

然而，另一方面，大家知道，罗马开始实行帝制之后不久，在公元一世纪，基督教诞生了。由于它作为重要的精神力量，对道德腐败有矫正作用，对社会矛盾有调节作用，对社会冲突有缓解作用，所以它帮助延长了古典文明的寿命。重要的历史学家，《世界文明史》作者威尔-杜兰用大量的史料证明，基督教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抑制了那些使得罗马衰亡的因素，使之延续了将近五百年!

当然，正如汤因比用大多数人类文明的历史所证明的，任何文明的死亡都是由于自身的病症、内部的腐烂，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最终也由于病入膏肓而死亡。

但是在此之后，在古典文明的废墟之上，在一片更大的土地之上，在逐步混血的各族之中，基督教却创造了一个富有生机的崭新的文明!因为，它作为宗教的精神力量，医治了一个一个人的“心病”，改善了一个一个人的人心，最终改善了社会的风尚，使整个社会更加仁慈，在道德意义上更加“文明”(例如烙刑、十字架刑、堕胎弃婴、男女犯人同监、角斗士表演等等恶法恶俗的废除，都是一些皇帝皈依基督的结果)。

终于，到了公元九世纪前后，造成了“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条件，于是，蛮族的野性逐步得到“软化”，目不识丁只会打杀的武夫，被驯化成了彬彬有礼见义勇为的“贵族”，古典时代的文学、哲学，各种各样的艺术、学术，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最后带来了文艺复兴的群星灿烂、前所未有的崭新辉煌……因此，西方文明被称为“基督教文明”，就像南亚文明被称为“印度教文明”，西亚北非文明被称为“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被称为“儒家文明”一样，里面有一种基本的、深刻的道理。

古典文明腐烂灭亡以后，西方文明先是从废墟中崛起，而后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和创新力，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再以后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变为我们所看见的现代文明，其成就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并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的文明。

这种文明崛起的生命机制，这种不息生机的精神源泉，全都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全都同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给我们的历史启发，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其中一个重大的提醒，就是基督教对道德建构来说，可以发挥无法取代、无比巨大的正能量。

了解了这段大历史，我们自然希望基督教再次创造一个大历史，就是帮助延续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从基督教的性质来看，它是可以作为正能量发挥这种作用的，这不但有逻辑的根据，也有事实的根据。

仅看当代，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华伟博士在河南农村的调查，到美国普度大学杨凤岗教授在华盛顿华人教会的调查，再到香港、台湾、韩国的基督徒在生活中体现的传统文化，无数事实雄辩地说明，基督教对传统中国道德的维系，起着实际有效的作用。我们期待基督教有助于延续中华文明，或者再创新的文明，有着十分充足的根据。

最后，我还想讲讲这样期待的理由，即基督教为何有这种作用的原因。这不但是因为它讲的爱，同儒家讲的仁、道家讲的慈、佛家讲的悲，都是相通的;更重要的是，它的提倡有更深的根基和更高的目标，因为它信仰超越的上帝。上帝对人的要求，在信仰者心中最高也最强，所以虽然人们出于自己的罪性会违背上帝，但是想要阳奉阴违却比较困难。

有一个对比，极有意思!最近我听说，一位宗教研究学者要做一个调查项目，调查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于“宋文化”的不同看法!很奇怪吧?“宋”是中国春秋时代的诸国之一，早进了垃圾堆，谁还理睬它呀?关于“宋国”，大家只知道一个很出名的故事，说的是宋襄公同楚军作战，楚军大败，他挥师追赶;楚军遇到一条大河，前面的将士纷纷落水，后面的乱成一团，宋军当然乘胜追杀;宋襄公却下令停止，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不能乘人之危。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说起这故事，都嘲笑宋襄公!要问美国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太有意思了!你们知道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根据联合国决议，美国军队准备了半年，用100个小时打败了伊拉克军队，把他们从科威特赶了出去;伊拉克最精锐的部队，共和国卫队，在高速公路上往首都巴格达撤退，美军战机当然追击轰炸下面的坦克、炮车等等。

但是，美国国内的报刊、电台、电视，所有的舆论，刚刚欢呼了伟大的胜利，就开始谴责本国的政府，说人家已经在撤退，我们如果继续打，就是屠杀，不是打仗了!于是，布什总统马上下令，停止追击!由此，伊拉克政府和军队才保存下来，才有八年之后的第二次海湾战争!

这件事情，中国人怎么看?我们都知道鲁迅，鲁迅说过一句“痛打落水狗”，毛泽东大加扬;因为他自己说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文革时无数中国人对另外的无数中国人落井下石，全被为“痛打落水狗”。中国人从来嘲笑宋襄公，嘲笑他的“仁义之师”，高举“仁义”的典型人物，被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人嘲笑!这还不发人深省吗?

这同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系。我们知道，“宋”是商的“遗民”，周灭商以后，商的遗民，即剩下的贵族被封在一个地方，同剩下的老百姓住在一起。商族人信仰上帝，从甲骨文，从《诗经》、《书经》，都能看到商人信仰上帝。作为商遗民的宋国保持着这个信仰，他们不像周族，他们的“仁义”有超越的上帝作基础。

周人也信仰上帝，但是后来逐渐换了名词，把上帝改称为“天”。周公的“宗教改革”，对中国历史有巨大的影响，但也种下了隐藏的祸根——用前面的比喻说，是留下了癌症基因。因为，周礼的核心即宗教制度，是老百姓不能祭上帝。周礼规定“不王不禘”，你不统治天下你就不能祭祀上帝!这套制度维持了将近3000年，把老百姓和上帝隔开了。所以贺麟这个真正的新儒家才说，必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

这其中的道理，可以在新约中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谓“心意更新”，就是做“新人”。基督教教人做新人，就是改变一个一个的异化的人，把癌细胞变成正常细胞。这就是它作为宗教的功能，所以古典文明先是得以延续，在其死亡之后，它又逐步造成了新的文明，即所谓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正如好细胞多了，可以使人身体健康，一个一个的人变成新人、好人，好人多了，就可以使社会逐渐变好。

《罗马书》这句话说到神的“善良”即good,就是要人效法神而“变好”;“纯全”即perfect,就是要人效法神而成为“完善”，“可喜悦”即acceptable，“可接受”。要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完善，什么是神可以接受的——我们现在的道德状况，已经到了不可接受的地步，必须寻求出路。出路就在那里。

很奇妙，这恰恰是我们今天开会的地点，这幢大楼的名字“明德”后面的意思——“新民”，就是要改变一个一个的人，要人变好;“止于至善”，就是要人变得完善。这件事情，恰恰是基督教所要做的。

作者简介

何光沪，1950年生于贵阳，198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宗教学原理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宗教学、宗教哲学、基督教神学等领域的研究。

著有：《多元化的上帝观》、《有心无题》、《神圣的根》等;译有：《宗教哲学》、《现代基督教思想》、《基督教神学原理》、《全球伦理》、《系统神学》等;编有：“宗教与世界”丛书、《蒂里希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