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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德腐烂的病根是什么?
来源:作者 / 何光沪 更新时间:2018/10/29 11: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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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任何文明的死亡都是由于自身的病症、内部的腐烂。

对大会的这个话题,相信大家深有感触,甚至为此痛心疾首。我们开会的这个会场,位于人民大学的“明德楼”。大家知道,这个名字源于“四书”里面《大学》的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也作“新民”。“新民”,就是改变人心,让旧人变成新人。

我讲三点。第一点,今天的话题是“现代中国道德”,我想讲它腐烂的病根。第二点呢,讲现代中国道德康复的药方。第三点,讲现代中国道德建构的能量。

一、现代中国道德腐烂的病根

这个“现代”,从世界史来说,是起于英国革命,从中国史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从此以后,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化之路,到现在没有走完。所以,我追溯中国道德腐烂的病根,可以从清朝末年说起。

关于清朝末年的状况,可算是来华头号传教士的戴德生(James·Taylor)有一个记录。他有一次在南海上航行,看见一条渔船翻船沉没,很多船员落了水。他看见旁边还有其他一些渔船,心想,好了,现在可以救人了。然而令他震惊的是,其他船上的渔民竟高声问道:“给多少钱?”现在这一类报道很多,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实在没有想到,戴德生当年也见过这种事情。于是我想,他后来说“即使有一千条生命,也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真不容易!

刚才提到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正在进行时,英国军舰攻破了虎门炮台,溯江而上,清军溃不成军。但是,站在江边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居然指指点点,像看马戏似的!看见清军落水时,他们还发出像看戏看到精彩处的那种嘘声!英国司令官大为惊讶,问中国翻译是怎么回事,中国民众怎么会有这样的态度。翻译回答说:“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我们都知道,龚自珍属于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一位“先进的中国人”,他当时的评论是:“官无廉官,吏无能吏,军无良将,兵无勇士,民无良民,盗无侠盗”。关于“民无良民”或大众道德状况,戴德生的经历只是一个佐证,那么,根源何在呢?

龚自珍的儿子给出了一个回答。他叫龚半伦,做了所谓的买办,又帮外国人做向导、做翻译。在同清朝政府谈判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恭亲王——恭亲王是中国政府的代表,而他代表的却是外国政府。当时恭亲王骂他说:“你等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按现在的说法是,居然做汉奸!龚半伦回答说:“我等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又处处有贪官盘剥,才不得不乞食于海外!你骂我是汉奸?我看你是国贼!

我们的确应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所谓道德滑坡,不自今日始。当然我们还该看看民国时期。在民国初年,民风初开,杰出人物层出不穷,其中的佼佼者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刚才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他办《新民丛报》就是这个意思。他还写了《新民说》,说我们要搞道德革命,今日中国第一要务,就是“新民”。这是这位所谓保皇派的主张。

那么激进派又如何呢?傅斯年、鲁迅这些人又如何呢?傅斯年办杂志,鲁迅为之撰稿,杂志叫《新潮》。《新潮》也主张伦理革命,也就是道德革命;“发刊词”论其宗旨曰,“我们要造成战胜社会,而不为社会所战胜的人格”!还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或重要人物何叔衡、蔡和森、毛泽东等人,他们在湖南办的“新民学会”,也提出以改良人心为宗旨。

最后,第四派,应该提到新儒学,其重要代表贺麟先生说,新儒学要改造人心,“必须要吸取基督教的精华”,来充实儒家的礼教。

这就涉及到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涉及到很重要的、长期被忽略的第五派,即基督教的说法及其成果。我们只需提提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成果。

晏阳初说:中国贫弱,其罪不在满清,归根结底是我们中国人的心坏了,树根烂了,树枝就不能发叶结果;“民为邦本”,民心坏了,国怎么能富强呢?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革命;我们全国上下,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下面这句话更有意思:咱们中国人得了“心病”,要医心病,非请“神医”不可!换句话说,医治心病,非得宗教不可。

对他这些话,我有一点点不同意——国家的富强应该是手段,人民的富强才是目标;国富强而民贫弱的事情也很多。但是对他最后一句话,我特别感觉深刻——要医心病,非请神医不可!晏阳初虔信基督,他以基督教的理念,在河北定县农村办学校,推广农技,办医院,增进健康,更注重培养农民的“公心”;结果,日本军队攻定县,攻了七次也才只占住铁路沿线,因为农民都起来抵抗,而且晏阳初学校的老师管理着农村地区!

我们讲道德腐败的病根,还可以追溯一下二十世纪后半叶。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在30年当中从批判宗教发展到扫荡宗教,五大宗教概莫能外,全被消灭。我小时候看的宣传广告,说基督徒专挖小孩子的眼睛来做药,专挖小孩子的心脏来炒菜!这类谎言大行其道。

现在一些人常说,如今世风败坏,人心不古,改革开放以前道德很好。其实一切腐败,根源都是两条,一撒谎,二偷窃。撒谎非自今日始——那时候撒谎很普遍:你心里不喜欢林彪,不喜欢江青,但是口里必须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必须说江青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伟大旗手!你如果说实话,就有灭顶之灾,所以那时候假话盛行。

至于偷窃呢?那时候如果一个工人把厂里的木料、砖头拿回家建厨房,大家不认为是偷窃,因为所谓“全民所有制”使大家对于财产权概念模糊——我是“全民”的一员,那财产有我一份吧?偷窃会伤害财产主人,于心不忍嘛?主人是谁?看不见呀?于是,偷窃的道德防线被破坏了。

所以我说,道德滑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追溯到让谎言盛行、真话受罚的政治制度,追溯到实际上不知是谁所有的“全民所有制”。道德腐烂的这两个根源,最后发展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大规模的道德灾难,以至于在那个时代,灭绝人性的事情常常发生。所以,回顾病根,不能不提到二十世纪后半叶。

最后还应该提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知道,毒奶粉的事情同最下层养牛的奶农有关系,这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大官小官腐败,小老百姓也腐败!大家都谈政治局常委,但是不谈小百姓奶农。实际上,腐败是从高官到百姓,从军队到国企,四处蔓延!

关于国企,我想起一些惊心动魄的事实——2013年4月,河南省黄杉县村民因为补偿不到位而阻挡施工,中铁十三局竟然派出三十辆车,载着三百余人,统一着装,带着一米长的棍棒前往,见人就打,抢砸三十多部手机、相机等等;之后不久,河南省卢氏县20余名村民,又被中铁派三百多人殴打!

之前的2月,云南省富宁县一个村子,因为一起交通纠纷,遭到上百名中铁员工持械冲入,打砸抢烧,全村56户男女老幼被迫躲进深山避难,不能回家!记者向中铁公司询问这些事情的时候,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你应该去中铁建,他们的事情才多呢”!

大家知道,中铁建是另一家大国企,这些公司居然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设立了几十个分公司!他们最近几年同民工、农民、居民、工人、甚至警察,有打架或暴力冲突三十九起,光是2013年上半年就有7起,这不是黑社会呀!法治何在?

关于军队,该是纪律最严的地方吧?总后勤部出了大老虎,大家知道他是管钱管物资的,“常在河边走”嘛。但是总政治部也出大老虎,总政治部可是管纪律、管道德的呀!所以,不用多说了。柏杨说的“酱缸”,大家都泡在里面!

我们这代人是亲自看见,在极短、极短的时间内,这种腐败是怎样从头顶烂到脚底。我1979年到北京念研究生,在学生处报到,顺便问食堂在哪儿,饭票在哪儿买?学生处的人,不是回答说到哪里,而是亲自带我去!现在你在学生处能碰到这种事情吗?

1997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又一次碰到这种事情。时间相隔不太久,但是我真的很惊讶,因为上一次的经历已经生疏,恍若隔世了!现在,人们居然会看见“收费指路”的招牌;中小学老师居然会把该在学校讲授的内容压下,留到课后收费班去讲;医院居然会把没有钱的濒死病人拒之门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竟然走到了“看见老人倒地该不该扶起”也需要热烈讨论的地步,怎能不让人痛心疾首?!

从爱国这么大的事情,到带路这么一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道德腐烂的程度。究其原因,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的话值得思考,孔子最好的继承人孟子也说出了同样的道理——孟子谈到鲁国攻打邹国,邹国兵败如山倒,邹国的老百姓却在一边幸灾乐祸的原因。

他说:你这个邹公,邹国的国君,丰收的时候搜刮百姓,把粮食屯起来,受灾的时候你看着百姓饿死也不管;这国家既然只是你的,那么它的生死存亡,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孟子说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说出了这个事情上“道德腐烂”的病根。


二、现代中国道德康复的药方

第二点,该来谈谈现代中国道德康复的药方。说“药方”,首先需要判断是什么“病”。这个社会患的是什么病呢?很久以来,我就觉得,中国社会患的是“癌症”。

这不是“盛世危言”,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比喻(“药方”也是比喻),其根据是癌症的病理。癌症的病理,是一个一个的细胞变异,即变得不正常了;细胞的性质变化了,它们组成的器官就会丧失应有的功能(例如癌变的胃丧失消化功能);变异的细胞还会成团疯长,抢夺机体的营养,这样时间长了,患病的人就完了。

那么,一个社会的细胞是什么呢?就是个人,一个一个的人的人性变异,变得不正常,就像细胞变异;一些人腐败了,他们组成的机构(例如一个城市的公安局),就会丧失应有的功能(例如不保护公众安全,反而同黑社会勾结);而且,腐败者的团体,会像癌细胞成团疯长抢夺营养,他们会形成集团抢夺社会资源(例如向上要经费,向下要贿赂),从而加剧社会本来已经严重的不公平。

从这种机制来看,这社会患的确实是癌症。有眼的能见,有耳的能闻,有心的能判断:它的表现,是不是一个一个人的人心在变坏?是不是从常委到奶农,从个人到机构,从上一辈到下一辈,从个人职业到集体行业,在劫难逃?到最后,是不是个体和集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人性的堕落和腐化,导致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突破底线、无法无天?

有何药方呢?我们真的很可怜:眼看病入膏肓,几十年的“老方子”用下来,只见每况愈下。无奈,还是回顾以往,查找古书!在中国的古书中,你似乎可以找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所谓“五常”,意思是这五条永远适用,具有普世的价值。

还有道家讲的“慈”——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慈爱是道家推崇的概念。还可以在佛教中找到“慈悲”——“与乐为慈,拔苦为悲”,与乐就是要给人幸福快乐,拔苦就是要让人脱离苦难。这些是我们在古书和宗教里所能找到的药方。

当然,书本归书本,实际归实际,这些概念怎么应用,尤其在现代社会里怎么应用,没那么简单,还得研究!比如,儒家思想依托的宗法社会结构,几十年来已经被彻底破坏了,甚至在农村也被破坏了,血缘社会和熟人社会已经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旧的社会结构已经不可能恢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必须重新研究!

中国现成的其他宗教,也包含一些药方。那些宗教在中国也有广大众多的民众信仰,所以尽管千年前来自域外,早就是中国宗教大家庭的成员了。比如伊斯兰教,它也有类似的说法,它提到真主,总要说他是“至仁至慈”。基督教也是中国宗教大家庭的成员,它说上帝就是爱,要大家“爱人如己”,当然也算一个药方。

由于它是今天会议的主题,我们必须多谈一谈。那么,基督教的药方,对现代中国的道德建构有什么用处?关键是,这药方在实际上,在“道德建构”这种复杂艰难、旷日持久、规模宏大的事业中,能成为真正起作用的能量吗?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

三、现代中国道德建构的能量

在座诸位手里的论文集中,有大量的文章,中文英文都有,都论述了基督教对道德建构有着积极的作用,并提供了大量的事实和论据,我就不多说。

我只说一点同刚才关于癌症的比喻有关的大历史,用基本的历史事实说明基督教在这方面能够发挥多大的能量。

我们知道,在西方世界,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以前的文明,被称为“古典文明“。古典文明继承了非洲的埃及、亚洲的美索不达米亚和腓尼基、欧洲的克里特和迈锡尼等上百个民族和国家的上古文明,最后以希腊城邦和横跨三大洲的罗马帝国为代表,硕果累累、辉煌灿烂。

但是,这个文明得了癌症——同人体癌症的病理一样,构成罗马社会的个人,一个一个地但是大量地腐败、变坏!在罗马帝国后期(甚至从罗马共和国后期开始),贫富悬殊、国富民穷、改革受阻、暴力盛行已难以逆,人性由此而受到极大的腐蚀——奴隶当然不用说,隶农和无产者的贫困同贵族的富有形成尖锐的对比,结果一边是仇恨,另一边是奢靡。

国家经常大兴土木、举行豪华的庆典,而农民却长期失地,贫民靠偷窃和告密为生的同时还以罗马的富强为荣,结果一边是狂躁性人格,另一边是自卑性人格;格拉古兄弟俩为改革而死,戴克里先“改革”难挽颓势,结果是绝望蔓延和自我中心盛行;帝国对外对内都靠武力,经常举行的角斗士表演以人与人、人与兽的厮杀作为娱乐,结果是对生命的轻贱和普遍的冷酷残忍!

希腊罗马的宗教对人没有任何道德要求,诸神常常通奸、乱伦、报复、仇杀,没有任何比人高尚的地方。所以在古典文明后期,人性的败坏日益严重——罗马到处是奢华的浴池,很多贵妇人竟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妓女名单,因为这样通奸就可以同男人一样不违法;政治家带头破坏婚姻的严肃性(例如安东尼和克柳帕特拉在埃及卿卿我我,回到罗马就结婚,过了两月又离婚,回到埃及再与那“艳后”住在一起);皇帝上台原来靠选举,后来则靠阴谋靠暴力。

贵族们只管家事,不管国事;商人(骑士)们只顾发财,不顾其他;甚至工人不愿做工、农民不愿种地,父母不愿生孩子、大家都不愿当兵!北方有日耳曼蛮族,人民大众宁可搬过去与之同住;蛮族入侵时,他们则去带路,去起义,去帮助对方打罗马!罗马屡遭蛮族攻破、劫掠,老百姓竟然把那辉煌的城墙拆掉,另建自己居住的小城城墙!一句话,古典文明的确患了癌症,病入膏肓!

然而,另一方面,大家知道,罗马开始实行帝制之后不久,在公元一世纪,基督教诞生了。由于它作为重要的精神力量,对道德腐败有矫正作用,对社会矛盾有调节作用,对社会冲突有缓解作用,所以它帮助延长了古典文明的寿命。重要的历史学家,《世界文明史》作者威尔-杜兰用大量的史料证明,基督教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抑制了那些使得罗马衰亡的因素,使之延续了将近五百年!

当然,正如汤因比用大多数人类文明的历史所证明的,任何文明的死亡都是由于自身的病症、内部的腐烂,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最终也由于病入膏肓而死亡。

但是在此之后,在古典文明的废墟之上,在一片更大的土地之上,在逐步混血的各族之中,基督教却创造了一个富有生机的崭新的文明!因为,它作为宗教的精神力量,医治了一个一个人的“心病”,改善了一个一个人的人心,最终改善了社会的风尚,使整个社会更加仁慈,在道德意义上更加“文明”(例如烙刑、十字架刑、堕胎弃婴、男女犯人同监、角斗士表演等等恶法恶俗的废除,都是一些皇帝皈依基督的结果)。

终于,到了公元九世纪前后,造成了“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条件,于是,蛮族的野性逐步得到“软化”,目不识丁只会打杀的武夫,被驯化成了彬彬有礼见义勇为的“贵族”,古典时代的文学、哲学,各种各样的艺术、学术,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最后带来了文艺复兴的群星灿烂、前所未有的崭新辉煌……因此,西方文明被称为“基督教文明”,就像南亚文明被称为“印度教文明”,西亚北非文明被称为“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被称为“儒家文明”一样,里面有一种基本的、深刻的道理。

古典文明腐烂灭亡以后,西方文明先是从废墟中崛起,而后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和创新力,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再以后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变为我们所看见的现代文明,其成就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并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的文明。

这种文明崛起的生命机制,这种不息生机的精神源泉,全都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全都同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给我们的历史启发,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其中一个重大的提醒,就是基督教对道德建构来说,可以发挥无法取代、无比巨大的正能量。

了解了这段大历史,我们自然希望基督教再次创造一个大历史,就是帮助延续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从基督教的性质来看,它是可以作为正能量发挥这种作用的,这不但有逻辑的根据,也有事实的根据。

仅看当代,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华伟博士在河南农村的调查,到美国普度大学杨凤岗教授在华盛顿华人教会的调查,再到香港、台湾、韩国的基督徒在生活中体现的传统文化,无数事实雄辩地说明,基督教对传统中国道德的维系,起着实际有效的作用。我们期待基督教有助于延续中华文明,或者再创新的文明,有着十分充足的根据。

最后,我还想讲讲这样期待的理由,即基督教为何有这种作用的原因。这不但是因为它讲的爱,同儒家讲的仁、道家讲的慈、佛家讲的悲,都是相通的;更重要的是,它的提倡有更深的根基和更高的目标,因为它信仰超越的上帝。上帝对人的要求,在信仰者心中最高也最强,所以虽然人们出于自己的罪性会违背上帝,但是想要阳奉阴违却比较困难。

有一个对比,极有意思!最近我听说,一位宗教研究学者要做一个调查项目,调查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于“宋文化”的不同看法!很奇怪吧?“宋”是中国春秋时代的诸国之一,早进了垃圾堆,谁还理睬它呀?关于“宋国”,大家只知道一个很出名的故事,说的是宋襄公同楚军作战,楚军大败,他挥师追赶;楚军遇到一条大河,前面的将士纷纷落水,后面的乱成一团,宋军当然乘胜追杀;宋襄公却下令停止,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不能乘人之危。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说起这故事,都嘲笑宋襄公!要问美国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太有意思了!你们知道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根据联合国决议,美国军队准备了半年,用100个小时打败了伊拉克军队,把他们从科威特赶了出去;伊拉克最精锐的部队,共和国卫队,在高速公路上往首都巴格达撤退,美军战机当然追击轰炸下面的坦克、炮车等等。

但是,美国国内的报刊、电台、电视,所有的舆论,刚刚欢呼了伟大的胜利,就开始谴责本国的政府,说人家已经在撤退,我们如果继续打,就是屠杀,不是打仗了!于是,布什总统马上下令,停止追击!由此,伊拉克政府和军队才保存下来,才有八年之后的第二次海湾战争!

这件事情,中国人怎么看?我们都知道鲁迅,鲁迅说过一句“痛打落水狗”,毛泽东大加扬;因为他自己说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文革时无数中国人对另外的无数中国人落井下石,全被为“痛打落水狗”。中国人从来嘲笑宋襄公,嘲笑他的“仁义之师”,高举“仁义”的典型人物,被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人嘲笑!这还不发人深省吗?

这同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系。我们知道,“宋”是商的“遗民”,周灭商以后,商的遗民,即剩下的贵族被封在一个地方,同剩下的老百姓住在一起。商族人信仰上帝,从甲骨文,从《诗经》、《书经》,都能看到商人信仰上帝。作为商遗民的宋国保持着这个信仰,他们不像周族,他们的“仁义”有超越的上帝作基础。

周人也信仰上帝,但是后来逐渐换了名词,把上帝改称为“天”。周公的“宗教改革”,对中国历史有巨大的影响,但也种下了隐藏的祸根——用前面的比喻说,是留下了癌症基因。因为,周礼的核心即宗教制度,是老百姓不能祭上帝。周礼规定“不王不禘”,你不统治天下你就不能祭祀上帝!这套制度维持了将近3000年,把老百姓和上帝隔开了。所以贺麟这个真正的新儒家才说,必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

这其中的道理,可以在新约中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谓“心意更新”,就是做“新人”。基督教教人做新人,就是改变一个一个的异化的人,把癌细胞变成正常细胞。这就是它作为宗教的功能,所以古典文明先是得以延续,在其死亡之后,它又逐步造成了新的文明,即所谓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正如好细胞多了,可以使人身体健康,一个一个的人变成新人、好人,好人多了,就可以使社会逐渐变好。

《罗马书》这句话说到神的“善良”即good,就是要人效法神而“变好”;“纯全”即perfect,就是要人效法神而成为“完善”,“可喜悦”即acceptable,“可接受”。要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完善,什么是神可以接受的——我们现在的道德状况,已经到了不可接受的地步,必须寻求出路。出路就在那里。

很奇妙,这恰恰是我们今天开会的地点,这幢大楼的名字“明德”后面的意思——“新民”,就是要改变一个一个的人,要人变好;“止于至善”,就是要人变得完善。这件事情,恰恰是基督教所要做的。


作者简介

何光沪,1950年生于贵阳,198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宗教学原理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宗教学、宗教哲学、基督教神学等领域的研究。

著有:《多元化的上帝观》、《有心无题》、《神圣的根》等;译有:《宗教哲学》、《现代基督教思想》、《基督教神学原理》、《全球伦理》、《系统神学》等;编有:“宗教与世界”丛书、《蒂里希选集》



责任编辑:cpr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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