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场论坛。嘉宾从左至右为：任剑涛(政治学家、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维迎(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教授);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

导读：

昨日下午，新京报“大民大国·改革开放40年40本书”揭晓典礼在北京市东城区77文创园剧场举办。“40年40本书”的活动初衷，在于梳理回顾改革开放40年间的出版物，选出40本对中国读者有影响力，有受众基础，以及本身内容价值都具有一定分量的书籍。

在正式揭晓结果之前，现场举行了三场论坛对话，分别从文艺、思想、政经三个不同的角度讲述40年间的阅读变化和中国大众的思想进程。十位不同领域的学者嘉宾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思想、政经法等领域的阅读进行了一次集中回顾，共同探讨了40年来那些形塑当下观念与生活的核心议题。

本篇推送，我们一起来分享政经场论坛上，嘉宾们精彩的对谈与观点。在这场论坛上，嘉宾们把重点放在了40年内中国的经济发展上，以10年为一个讨论阶段，探讨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的前进与挫折，其中包括市场经济改革、经济与道德信用制度及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加入WTO等等。经济学家张维迎对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影响发表了看法，而政法学者高全喜则认为，想要建立完善的现代经济体制，必须依靠完整的、有权威的法律制度。

选择与变革：如何通向更好的市场

改革是一种气，不是一项工作

80年代

任剑涛：这40年对中国、对世界，让大家最刻骨铭心、最难以忘怀的肯定是文史哲。但如果说这40年，中国要在人类精神史上刻画一些什么东西的话，还得靠政经法。原因很简单，因为文史哲的共享的精神成果，很难在一个国家打上独特的烙印。但中国市场经济惊心动魄的变化，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字记载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我们先从80年代讲起。

张维迎：我在想今天我们的人就两类人，一类人是知道自己不知道，另一类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就是我们承认自己的无知。现在很多人说，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80年代是一个不断的试错的阶段，很多改革都是歪打正着。所有好的变化都是演化出来的，最关键的是给人自由。给每个人自由的权利，才可以演化出真正的市场制度来。

高全喜：刚才谈到了40年100本书，谈的更主要是人文层面，我感觉从80年代甚至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知识界、图书界和广大民众中还有两块没有被谈到的影响甚远的读书、思考、知识的热潮，一个是与市场经济相关的经济方面的翻译、时政研究，还有一个谱系和法律相关，关于人的权利、法律规则以及法治社会、法律思想，这又是一个庞大的阅读演变。

这两个演变恰恰弥补了单纯的人文思想，使得40年中国的阅读，我们思想的丰富性，我们很多人的人生命运与此相关。甚至中国整个社会的转型发展面临着危机，也与这两个知识结构相关联。中国真正40年的社会发展，不但需要文学的想象，更重要的是经济、社会、法律的制度的阅读、理解和塑造，这是我之所以从文学、哲学领域跑出来的原因。

90年代

任剑涛：我们现在把眼光看向90年代，这个时候社会的意见开始发生了变化，樊纲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引起了人文学者的愤慨，叫做“经济学不讲道德”。

张维迎：我们讲的主流经济是不研究道德的，但不等于经济学家不讲道德。而且经济学也越来越借助道德的研究。只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才是最道德的经济，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首先是要尊重人的权利，第二是要讲诚信。我要特别强调一点，一个人看得越远，越讲道德。要寻找一种机制，保证大家看得远。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产权制度，真正自由公平的竞争。这又回到法律，如果法律不公平，让人们有道德，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即只有有自有产权的社会，才是有道德的社会;只有是自由的社会，才可能是道德的社会;只有是市场经济的社会，才是真正道德的社会。

张维迎在活动现场回答读者提问

高全喜：当时是有一个语境的不同。首先什么叫道德?道德有功德、私德，我们一般讲道德，是理解为私德。经济是何种经济?是国有经济还是民营经济?道德是私德还是功德?这个说不清楚，就很难说通。另外更深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中一直被讨论的，就是大家追求个人利益、个人私德的不同，能不能形成一个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从哪里来?公共利益是来自于更大的集体所颁布，还是由不同的私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促生出的一个公共利益?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张维迎：补充一点。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第一本书不是《国富论》，而是《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为什么伟大?因为他将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追求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统一起来。在亚当·斯密之前，一个人为了自己，就是不道德。亚当斯密之后，人类改变了这个观点，为自己不等于不道德。

从历史上看，我们人类古今中外由于无知导致的灾难远远超过由于人们追求自身利益导致的灾难，所以说知识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我不懂文学，但是我要说一点，我认为读书有一个好处，读文学可以帮助你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换位思考。孔子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中国人最不会换位思考，我们一般都是不干事的人去说干事的人不道德。

2000年至今

任剑涛：我们进入改革开放第三个十年，近代以来我们在条约体系上一个重大的矛盾终于在2001年得到了重大缓解，因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这带来两重挑战，一种是对经济体系的挑战，一种是对我们政府行为的挑战。

高全喜：40年最后的20年，加入WTO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后来证明，加入WTO之后对中国整个社会的经济层面、社会结构、法律层面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推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了一种新的机制，逐渐进入到一个重新洗牌、重新发展的过程中。

任剑涛：我们最后要探讨的话题是落实。

高全喜：我是相对比较审慎的悲观，但不是彻底的悲观。我觉得有大小两个尺度，一个是从大尺度来说，未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正在行进途中，而且是临门一脚。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乐观的。但小的方面还是悲观的。

最近这些年，我转向法律、法学研究，越来越觉得现代社会需要一套法制的规则秩序，现在的市场经济也需要一套法制的秩序。但生活中的经验是，我们出了问题，遇到了纠纷，马上想到的不是通过法律，而是想到哪里有个朋友帮忙解决。我们市场当中发生这种问题，没有法制观念，也没有可实施的途径。这是最悲观的地方。

张维迎与高全喜在活动现场

张维迎：我还想强调一点，改革是一种气，比如80年代就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气，国家必须变，不变是不行了。现在改革变成一种工作，这是现在和那时候很大的不同。

高全喜：我以前几次访谈，觉得中国40年应该是开放改革，它的内在逻辑是开放改革，而不是改革开放。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甚至未来的这段时间，从来都是开放改革，不开放谈何改革，未来还是这样。

张维迎： 我们学术界能为这个国家、为世界做些什么事?有一件事很重要，我有本书《理念的力量》，我们人类的行为不像经济学家讲到的只是利益分配，我们人类的行为受我们理念的影响，我们做的事就是能够推动这个社会理念、观念的变革，如果大家能够形成一种好的、正确的理念的话，这个社会还是有希望的。

任剑涛：新京报通过精心的设计，评出40本书，各位付出半年的时间，可以把40年尽收眼底。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各位可能是一个读书的理性理解过程，对我们来说就是血与泪的付出。40年也许在代际的意义上是弹指一挥间，但对我们这一代被誉为改革开放的一代，是记载着我们的喜悦、悲伤，记载着我们的希望、失望。

人类的文化永远是靠伟大的作者在承担精神的脊梁，也许40本书产生的40位作者还说不上是伟大的作者，其中堪称伟大的作者可能只是一部分，但是这些人无论怎么样，他担当了我们领悟人生、领悟社会、领悟国家、领悟世界和领悟人类的这样一个重大使命。所以我们更要向40位作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