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多个重大社会事件，再一次引发了社会对调查记者的讨论。

调查记者是一个聚光灯很少能打到的职业，他们更多的时间都在四处奔走、调查取证，以期待做出的报道能在黑夜里激起一点星光。

如今，他们有的仍在奋战在新闻第一线，为公众带回第一手的现场和事件真相;也有一些人选择投身创业大潮，在另一番天地突破自我。今天，寻找中国创客，找到了这些由调查记者转型的创业者们聊了聊，听他们讲述自己曾身处新闻暴风眼的时刻，与创业后的不同感悟。

陈峰 | 盖饭内容工场创始人：

社会需要调查记者 有机会我还会回去

我最早是在《南方都市报》，进报社时就被定位为揭黑记者，报道多偏向于收容领域。写过一两篇相关报道后，再有类似选题，报社就倾向让我做了。

“孙志刚案”是我在南都接到的第一个线索，这篇报道之后的影响力也和我的生活纠缠在了一起，所以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

当年，《南方都市报》调了一批人到北京创办《新京报》，我被调过来，做了“新闻部”主编。直到创业之前，做了近十年的职业经理人。后来我想，再不试一试创业可能就没机会了，便创办了“盖饭内容工场”。

做一家企业和做调查记者有很大的不同，调查记者也会和别人合作，但单打独斗的时候居多。社交媒体出现以后，对整个传统媒体的冲击很大。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调查记者、职业经理人和作为公司管理者的创业者，是完全不同的职业经历。我现在在做内容创业，调查记者的这段经历肯定非常有帮助，可以让我识别什么是好内容，有助于内容理念的形成。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调查记者有存在的必要性。媒体拥有“第四种权力”对政治进行约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至少能为社会讨论和民众参与提供事实基础。直到现在，看到有好多报道写得语焉不详，我还是有冲动想要去了解更详细的事实，既出于理想，也有好奇心。

如果条件允许，我还想回去做调查记者。如果自己创业成功了，我还想尝试做一个类似“公民调查”的项目。(记者 闫丽娇)

雷磊 | 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兼CEO：

不论做记者还是创业，人都是核心

我在《南方周末》做过的报道有一半都是调查报道，包括河南高考替考、卧底传销团伙等等。

2014年4月左右，我从南周离职，算是调查记者中转型比较早的一批。辞职之后我先去优酷做了一个叫《侣行》的节目，后来又去《GQ》做了一段时间特稿，之后创办了真实故事计划。

说起来，这三份工作其实属于同一领域，关注的核心都是“人”本身。我们现在做真实故事计划，本质上还是怎么理解人、用什么样的视角看待人、最后如何用文字去表达人，其实调查报道关注的也是被放到舆论中心的人是什么反应，做了哪些事情，这是一以贯之的。

不同点在于，做记者时考虑的是通过报道是否能够对公共事件发声，是否可以推动议程，公共价值是超越一切的。而创业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生产，怎么样才能产生越来越多的好内容;其次是好内容如何去变现，怎么样才能挣到钱。

作为一个创业者，这些事情早期会对我形成一定的困扰。纯商人不会想那么多，但媒体人常常会在盈利问题面前觉得尴尬，直到现在，我才慢慢意识到商业思维的重要性。

调查记者常在某一个事件中被公众奉为英雄，但在另一些事件中，如果他们违背或者忤逆了公众的意愿，公众还是会毫不留情地骂过去。

作为一名调查记者，我享受过上万人辱骂的待遇。我做过河南高考替考的报道，当时报道刊出后，得到的回应却是省内的人都在骂我。大家觉得教育的不公平到处都是，为什么专门报道我们?但很多时候，只要事情有价值，即使被骂也要去做。(记者 薛星星)

刘溪若 | 懒熊体育联合创始人：

调查记者很难，但很有价值

我以前在《新京报》做记者，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调查案例是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在当年另一家报社和农夫山泉争论得非常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做了一组深入调查，跳开口水之争，调查了事件背后存在的瓶装水标准的缺失和停滞问题。

我当时的搭档是郑道森(现娱乐资本论创始人)，报道出来以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后来卫生部的负责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2014年到2015年，我看到新产业起来带动的新媒体浪潮，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走上了创业之路。每个工作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调查记者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工种，但难度很大，每一次做调查都是从零开始，而创业对综合的商业素质要求非常高。

现在我创业在做产业媒体，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和管理股东，拿了风险投资，就需要公司化管理和资本化运作。这这对我来说是全方位的锻炼，而调查记者的经历培养了我的突破能力、敏锐度，对事情也有了深刻的理解，能够以多维度的视角去看问题，这是我后面做很多事的基础。(记者 唐亚华)

陈宁一 | 北京星辰原野智能科技总裁：

以前调查完写稿，现在调查完实践

我之前经济、政经、社会类的报道都做过，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动车事故的系列报道。当时我正好在出事的前面一班动车上，所以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记者。当我第一个到那的时候，可以直接摸到那个垂直插在地面上的车厢，我现在还记得，那个车厢一片漆黑，没有一丝生命迹象。事发现场一片混乱，我艰难地追问事故造成的原因。

后来转型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个追求，做的是农村农业相关领域的创业项目，我之前也写过相关的稿子。而在你了解了这个行业所有的坑和问题，自己也趟过一遍之后，肯定要比做记者的时候对整个农业项目创新有更深的了解。

其实创业就是在做调查记者的事，以前是调研、写文章，现在就是调研完了直接执行，理论结合实践，也让我对世界了解得更加透彻。

做调查记者培养了我用第三者视角看待事物的眼光，这会让我更客观更公正地去理解我目前在做的事情，不会盲目的乐观或悲观。

而且现在创业，自己的底线还是以前做调查记者时候的底线，坚持客观公正，给客户提供真实、有价值的服务。(记者 张姝欣)

某匿名前电视台调查记者：

创业偏执的信念就像调查记者

从2012年到2016年，我在一家省级电视台做了4年的记者，其中3年时间做公共事件的调查新闻。那段时间的工作状态是，一个月里起码有20天在外出差，很少过一个安安稳稳的节假日，包括过年。但那种日子，是金光闪闪的。

印象最深的一次调查是关于河北某地化工厂爆炸。接到消息的时候，我都没来得及回家收拾行李，直接在电视台拿着机器就跟着司机出了门。出门才发现那个地点在地图上都找不到，最后到了当地，在苹果地里摸索到爆炸位置，然后自己找线索，找受害人，最后牵出事件的当事人与当地一局领导有重要关联。

尽管这种日子很苦，但却让人有成就感，尤其是看到自己的报道还了受害者一个公道的时候。

做电视调查新闻，非常考验一个人的逻辑思维。2016年，在我做调查记者的第三个年头，创业热潮来袭，我便离开单位做了自媒体。

创业之初，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的是，之前做电视新闻积累了很多技能，调查新闻又让我有很多社会体验和故事素材。后来我去做纪录片，一方面是兴趣爱好，另一方面就是通过调查记者的历练积累了讲故事的逻辑性。

在我看来，做调查记者和创业都需要一个共同的特质——近乎偏执的信念。创业让我感到巨大的焦虑，为了谈成一次业务，做好一个片子，我甚至连续一周在企业驻点。

有人问我，离开调查工作两年，碰到公众利益受损的公共事件时还会有寻找真相的冲动么?我的回答是：寻求真相的道路虽然漫长，初心却始终没放弃。

如果有机会，我还希望做回调查记者。不过我觉得目前的工作也很有意义，靠我的一份手艺记录一段故事，一种成长，也是社会需要的。(采访 刘景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