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四十年。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巨变：GDP持续高增长，城市化工业化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建立，创造了和平崛起的人类奇迹。回顾改革历程，人们总会想到“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作为经济学家，杜老做到了理论创新;作为改革家，杜老做到了成功实践。中国改革的成功，杜老贡献了智慧，贡献了力量，对改革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改革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政策贡献主持起草并推动五个“一号文件”的出台

说到杜润生，五个“一号文件”是不能绕过的话题。

五个“一号文件”，按照杜老的话就是：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指导农村改革。这五个“一号文件”的制定，一般都是在年初布置调查题目，到秋季总结，冬天起草文件，次年年初发出。每年一次调查，是由各省份农口的党政部门和研究机构组织。随后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由各省份主管农业的书记和省农委主任参加)大讨论，再由起草小组归纳执笔，最后上报中央决策。

第一个“一号文件”，得追溯到一九八一年冬。当时，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杜润生做了《坚持改革，稳步前进》的讲话。不久，时任国务院总理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国家农委根据中央领导精神，主持起草了一个重要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就是中共中央发布的一九八二年“一号文件”。文件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端，而且通过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的改进，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使之更加适合于我国农村的经济现状。”文件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禁区，尊重群众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条件自由选择，同时宣布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

邓小平看到这个文件后说“完全同意”。陈云说这是一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这样，“一号文件”结束了围绕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长达三十年的激烈争论，“双包到户”从此成为中央决策，农村改革由局部试点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后来的四个“一号文件”核心内容分别是：放活农村工商业，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这五个“一号文件”能够顺利出台，杜润生发挥了“总参谋长”的作用——他主持起草文件并上下左右协调工作，全力推动改革政策的出台。

理论贡献创立“家庭联产承包制”理论

一九七八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经营权则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户均分包给农户自主经营，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承包合同履行的监督，公共设施的统一安排、使用和调度，土地调整和分配，从而形成了一套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推行这一政策，使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由单纯的劳动者变成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从而大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这个“家庭联产承包制”理论就是杜老根据农民的实践总结创造的。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一百四十八位中国知名经济学者通过投票得出了一个结论：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及麾下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被视为此理论的主要贡献人。这是对杜润生改革贡献的权威认定。当然，这一理论创新能够对农民自发实践进行系统总结，是源于杜老“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农业、农民打交道，对农村感情深厚。”加上他尊重农民的意愿、选择，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制”，在理论上解决了公有制与和私人绩效及其激励的结合问题。杜老认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责任制”，“责任制”也是多样化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改造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变革，它的演变和形成，是对过去所有制变革中联想与现实发生矛盾而形成扭曲现象的一个校正，是适应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是亿万群众实践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家庭联产承包制”理论的提出和应用，不仅使中国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温饱问题，而且为此后的更深层的改革和开放开辟了新的可能。

智库贡献探索运作高端研究机构

智库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过去，我们对智库的认识是不足的，特别是服务于国家高层的智库，几乎是空白。

改革伊始，杜润生就着眼于探索运作高端研究机构。一九八二年，在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挂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为中央高层领导提供决策服务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以“改革研究”为中心任务的智库，任务是为高层领导直接提供改革决策参考。

智库怎么运作，年近七旬的杜老开始了他的探索。他以出成果、出人才为出发点，营造民主宽松的工作环境。他努力创设一种互相尊重、宽松、和谐的学习气氛，为农研室创造性学习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研究人员在民主、宽松、和谐的环境中学习，思路开阔、思维敏捷，而且主动参与学习活动，也最容易产生创新的思想灵感。农村改革的许多决策参考报告就是在“九号院”不断出炉的。回顾那段历史，农研室创造了辉煌，杜老功不可没。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国内还没有出现与“九号院”相媲美的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学术智库。

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九年，杜老为智库建设探索了八年，使农研室成为改革初期最伟大的智库，并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财富。今天，我们认识到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都与杜老的探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人才贡献培养国家改革栋梁

杜润生是改革家。为了持续推进改革大业，他不遗余力培养改革人才，麾下成长起了一批改革精英，成为国家改革事业的栋梁。

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中，有两个没有“山头”的山头。一是以陈翰笙为中心的“山头”——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这个“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吸引了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一批经济学家。陈翰笙作为这个学术群体的先行者和引路人，对中国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培养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群体。二是以杜润生为中心的“山头”——“农研室”。“农研室”是一个优秀的智库团队，包括林毅夫、陈锡文、周其仁经济学家等仍然活跃在改革前沿。习近平、王岐山等成为强力推动改革的国家领导人。这个“山头”对中国改革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杜润生的人才贡献就在于此。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一日，他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成立会议上说：“要赶快加紧培养，不但要有计划地培养，还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才辈出。”此后，农研室后继乏人，杜老不得不在实践中培育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作为农研室的枢纽人物和精神导师，杜老用“打磨”人才的工匠精神，助力王岐山、周其仁、陈锡文、杜鹰等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人迅速成长。他的“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善待人才”思想，为培养改革人才起了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