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财经讯 近日中兴通讯公司遭到美国商务部的制裁，由此引发了关于产业发展中政府作用的争论。对此，著名经济学家、CIDEG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在4月22日清华大学CIDEG主办的2018学术年会上表示担忧，他认为由此激发的争论可能使国家主义取得更大优势，也就是说，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支持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

吴敬琏还回忆自己曾经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过，他表示政府是非常重视的芯片问题的。三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像清华大学紫光一个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的，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冷静、科学、客观的观察，去找到问题的根本，提出确实有利于我们这个国家、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正确的对应策略。

最后，他呼吁，“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冷静、科学、客观的观察，去找到问题的根本，提出确实有利于我们这个国家、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正确的对应策略。”

以下为吴敬琏老师做CIDEG学术年会的总结性发言全文：

吴敬琏：今天这个讨论设计的问题很多、内容非常的丰富，我就不想再重复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了。我还是想讲一讲我们今天上午开会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问题，中国4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经济发展越是到了高的阶段他遇到的矛盾和在国际环境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更多。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们研究中心所研究的领域三个问题：产业发展、环境治理、制度变革。在这三个问题上看来都遇到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今天早上讲到了几件事儿，第一就是关于环境治理。今年年初采取了很重大的行动来改变我们空气污染的状况，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在两会期间最后作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煤改气什么的这类问题上，但是终于迎来了蓝天。但是没有几天，两会还没有开完又出现了严重污染，而且这次浪潮延续的比过去都要长，一直到昨天，都是在严重污染和中度污染摆动，这就说明有许多问题还要做深入的研究，简单的行政措施可能取得短期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说它的基本问题没有解决，这个基本问题在哪里?我的假说，就是增长方式、增长模式的问题，主要是靠资源投入，而不是靠效率提高。所以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变问题，而中国增长模式怎么转变呢?所要求的条件就很多，主要是制度上、政策上的条件，是我们需要在问题上做深入的研究。

接着就是贸易战的问题，是中兴事件的问题。这里又牵扯到对外开放是不是要继续，国内改革怎么能够更加深入，解决我们一些制度上的重大问题。但是从社会的反应来看，我倒不觉得像我们刚才一些发言人所说的，主要的问题是跟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争论问题。对于我们一个中国人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这个争论能不能促进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落实，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这种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

我自己曾经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过，这个芯片问题其实政府是非常重视的，问题似乎并不在于给钱没有给钱，三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像清华大学紫光一个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的，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而我们这个研究中心正是肩负着这样的责任，刚才有的发言者讲的很对，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冷静、科学、客观的观察，去找到问题的根本，提出确实有利于我们这个国家、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正确的对应策略。

今天讨论使人感到高兴的是使人很坦诚的说明了自己的观察和观点，可惜时间不够，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讨论，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叫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从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虽然大家都接受了这句话，但是实际上有很不同的理解，一种也许是占优势的理解，也是我不同意的理解，说所谓结构性改革就是结构调整，这样的问题都需要深入讨论，因为这牵扯到基本的观点问题和基本理论问题，我听了很多不管是评论还是发言或者是提问，好像都背后有一个想法，就是政府会懂得什么是最好的结构，只要是政府出售就一定能造成好的结构，这样一种想法牵扯到对于经济观察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一两次讨论就能够达到正确的结论的，大家共同同意的结论的，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我们的这类讨论，不但是在我们的年度会议上，而且我们应该创造更多的机会，在我们的课题开题报告和结题报告等等的讨论上，把这些问题的研究深入下去。

我就说这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