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1967年5月5日出生于河南郑州，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95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曾获第二届“未来科学大奖”之“生命科学奖”。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西湖大学校长 。

科研水平低下，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是中国潜伏的最大危机

摘要

中兴事件注定将成为中国崛起路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虽然自家的头牌“高科技公司”一打就趴下，但它能带给我们疼痛和清醒。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曾发表演讲：当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这个国家一定出了大问题!以下为施一公演讲摘录：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这个数字。

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
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

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

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

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曾经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

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

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

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

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

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

科学与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我们有1400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