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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用“权力杠杆”做生意,结局都很惨
来源:作者 / 冯仑 更新时间:2018/4/19 9: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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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很多企业曾经极具名望,但是草草收场。究其原因,有不少都是触犯了法律、政策。虽说商业的核心在“商”,但“政”也不可不重视。“商”和“政”更多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而万通地产的董事长冯仑也说:“想要荣誉一生,政商关系是必须处理好的。”

那么,政商关系现在到了什么阶段?企业家又该如何正确的处理政商关系呢?

一起来看看冯仑怎么说。

政商关系的三个阶段

企业家要想荣耀一生,政商关系是必须得处理好的。我觉得,改革开放40 年来,政商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政代商阶段。1993年之前,没有公司法,根本无所谓商,都是个体户,那时候我们看见的都是政。

第二个阶段是1993年到2012年这20年,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法律秩序不断建设的阶段。这20年里,国家陆续颁布了250多项有关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条例,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逐步建立起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商交织在一起,发生了很多事,实在是「丰富多彩」。有时候政摧残商,有时候商围猎政。广东、海南、福建等地都出过事。市场经济中大量出现寻租事件,也出了若干贪腐大案,甚至导致一些地方整体性的权力塌方,给人民群众和市场参与者带来非常多的负面观感。

总之用「权力杠杆」做生意,往往是政商互相摧残。

应该说在转型期间,上述问题难以避免,但是也不能被一直容忍下去,所以到十八大之后,政商关系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我们叫做「厘清政商关系」。把政、商两条道搞清楚,挣钱的就不要想去做官,做官的就不要想发财。

不能说「白天在妇联上班,晚上在夜总会上班」,这种状况让大家情何以堪?「良家妇女」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所以只能做一件事,不能两件事兼得。

《黑洞》| 没处理好的政商关系是互相挖坑

「厘清政商关系」的好处是什么呢?各自的选手进入各自的轨道。做生意的,在商场这个轨道上,像参加奥运会一样,在商业这个竞技场上比赛。官场是官场的那一套。二者别老搅和在一起。所以中央提出「亲清」二字进行规范,政商关系进入到第三阶段。

三种政商关系

所谓政商关系,其实主要是三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我们认为是企业家和体制、政策、法律的关系。企业家离不开体制、政策、法律的环境。

从小的方面讲,某个领导的讲话,都是企业的外部环境。比如企业在某市,这个市的书记就是企业的环境,他说今天不能干你就不能干。他说得对不对那是后话,但是他今天说不让你干,你就没法干。

我们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比如开亚运会的时候,说广告一律都要拆,企业就得把户外广告拆了。你说不拆,他让你拆,最后你还是得拆。所以权力拥有者的决定也是企业的环境。

我们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企业家集资。当时没有相关法律来判定集资是对还是错,但是有领导不高兴,说这是坏人得抓起来,这个企业家就被抓起来了。被抓之前他办了一件事,起诉人民银行行长,当时也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不能告行长。

但是他要起诉人民银行行长,这边也较劲,要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以后,毙了。如果按照今天的刑法,他犯的事大概会判7年到10年。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其实只要服软可能就没事了。本来弯个腰就能过去,他却梗着脖子嚷嚷,结果命没了,企业也没了。

当时他被毙了,但如果按今天的新刑法判,不到10年。这就是法律环境。不惹法律的时候,觉得它不存在,一旦触犯,它就厉害了,杀人不眨眼。

这是政商关系的第一个层面。企业家要处理好和外部的法律、政策的关系。另外,领导的讲话、批示、口谕、点头摇头的暗示,这都算外部关系。把这个搞明白,企业才能活得好。

《罗曼蒂克消亡史》| 政商关系是永恒的话题

第二种关系是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最近一直在讲混改,混合所有制。我们知道,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性质是非常不一样的,处理不好也会出问题。

民营资本有普遍性。国有资本有特殊性,它的特殊性在于它和权力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法律上,有一套法律来单独规范;在管理上,有一个部门来单独管理。

所以把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混在一起很困难。我们开玩笑说,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最后要放在一起,就得靠艺术。因为技术解决不了,只能靠艺术。也就是当做个案,具体情况具体把握。总的来说,混合在一起很麻烦。

举个例子,一家想出售的企业资产值1亿,如果是普通的民营企业,开个董事会,大家都同意卖掉那就卖了,哪怕亏了3000万,自己认就行了。但是国有资产不行,国有资产的处理,1分钱都不能损失。稍不留神就叫国有资产流失,那事情就大了。所以就坚决不卖,可能还卖不出去。

我们曾经碰到过一笔交易,经过评估,比如说值10亿。国有资产部门有一条规定,要找5个人,背对背再投一次票,看它值多少钱。这5个人都得往上投,谁也不敢说10亿。万一只卖了10亿,他们可能就有风险。

于是5个人在投票时都上浮,上浮10%,甚至15%。上浮之后就没人买了。 没人买了也不管,就放那儿,放了一年两年,可能只剩下7亿,再一评估也就值7亿,但他们一投票还是10亿。所以,混合经济在很多事情上面临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混合,是政商关系中挑战智慧的一个方面。


处理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需要大智慧

第三种关系,是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很有意思,历史上,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大体有3种可能性。

一种是官商勾结,「我给你钱,你替我办事」。这种关系基本上都会死掉。不是因为贪官被抓起来才死,而是企业一旦习惯了这种思维,不管在哪个地方都用这一套,一定会碰到过不去的坎,然后死掉。

我看到过很多习惯了这种思维的企业和人,永远把心思放在寻租上,依靠别人给利益而不是依靠客户,都不是因为对方出事了才出事。习惯用这种方式想问题的企业是好不了的,迟早都会垮。

第二种是我们常见的,企业家什么人也不管,自己埋头做企业。当然,用这种处理方式的中小企业也能活。


鲁冠球是一直跟着党走的企业家

是能处理好政商关系的典范

第三种,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鲁冠球、荣毅仁,以及民国时期的一些企业家,在台湾的一些企业家,他们和政治家建立起一种「道义、事业、命运共同体」,自觉地在这个基础上,替党替政府替当事者、领导人去办事,但没有任何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在这种关系下,企业活得好,也活得大。

我讲两个故事,从民国讲起。其实在中国、在华人群体里,这种故事特别多。我们知道,在1949年以前,最牛的民营企业家是虞洽卿。

他是宁波人,绰号阿德叔。他早期在上海给荷兰银行做事,跑街,也就是做销售。后来有一天一个宁波老乡从日本学军事回来,经朋友介绍,在虞洽卿家借住。这个人叫蒋中正,当时20岁出头,在他家住了3个月。

虞洽卿说去拜个大哥吧,到大哥那实习,看一看。于是介绍蒋去了黄金荣、杜月笙那里学一些江湖上的事,也换了帖子认了大哥。

在这个过程中,蒋得到了一个邀请,我们现在都叫offer,让他去做事,头衔是黄埔军校校长。谁发出来的?孙中山。孙中山为什么发给他这个?蒋介石在日本替孙大哥做过事,刺杀了陶成章。

蒋介石在20岁出头的时候帮助孙中山干掉了对手,大家就成了哥们。所以跟对大哥很重要。他又在日本学军事,所以回来做黄埔军校校长。在黄埔军校折腾了一通,然后北伐。


《建国大业》|北伐后,迎来了蒋介石时代

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蒋介石在这个背景下一路往北打。打到上海以后,上海的洋人、商界都慌了,不知道怎么办。

政权又变了,从南边打过来的要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俄是什么,共是什么?苏联在那儿摆着,杀资本家,杀有钱人。于是都惶惶不可终日,就拜托阿德叔探个究竟。

虞洽卿星夜赶到九江行营面见蒋介石。这个时候能见面的肯定是哥们,还都说实话。其他的都不讲,虞洽卿就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说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帮助穷人打土豪,那我们怎么办?」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穷人怎么靠得住?」虞洽卿一听就明白了,蒋是不会害他们的。

然后又问了一个问题,「你说要打倒列强,跟洋人干。我们长期跟洋人做生意,现在是不是不做了?」蒋又说了一句话,「洋人怎么打得过?」虞洽卿一听,明白了,「还是自己人,什么都没变。」

然后虞就说我回去以后怎么办?蒋说我不日就可到上海,你告诉黄先生、杜先生,请他们帮助维持地方秩序。虞表示一定转达到。又问还能干什么?蒋说你告诉你的朋友,帮忙筹集革命经费。

这之后,就发生了蒋介石做决定,虞洽卿出钱,黄金荣、杜月笙出人的「 412反革命政变」。这个事之后,虞洽卿就跟蒋介石结成了一个最根本的利益共同体。

从那以后,虞洽卿在所有的关键时候都站在蒋这边,包括抗战时虞洽卿出钱出力。到了他自己财务出现问题的时候,蒋就让宋子文用财政资本向虞发还革命善款,相当于革命的时候借他钱了,现在还钱。这是民国时期的政商关系中,特别典型的一个故事。


虞洽卿

我们再来看荣毅仁的故事。荣毅仁很了不起。在民国后期,他们家被国民党政府欺负得很厉害,所以他非常不喜欢蒋政权。1949年之后他就留在大陆,而且到1956年毛泽东提出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在一夜之间把企业全捐了。捐了以后不算账,大哥要多少拿多少。

这之后他担任上海副市长,文革前又担任纺织部副部长,受到保护,没受到特别大的冲击。

文革以后,邓小平沿袭毛泽东对这几个著名工商业者的尊重,把他请出来创办中信。这时候荣毅仁把落实政策发还的那点钱也都拿出来参与中信的创办。假如算账,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他是股东,有股份的。

可他不算账,大哥要多少拿多少。结果大家都知道,他去世后,开追悼会时遗体覆盖着党旗。而在同一年,福布斯宣布他儿子是中国首富。

所以荣毅仁的一生,跟党和国家的命运捆在一起。早期跟毛泽东的领导和路线捆在一起,后期跟改革开放捆在一起。鲁冠球也是这样。这种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是一种特别智慧的关系。


荣毅仁是公认的红色企业家

现在中国依然有这样的企业家,在思考自己企业利益的时候,能够把它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放在一起。然后把党和国家、社会的利益,民族发展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二位。在这样一种格局下的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是安全的、智慧的。

总之,现在的政商关系,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要清和亲,第一要清楚,第二要亲密。不能说因为清楚了,就不亲密。

就像谈恋爱时依然AA制,很亲密,但是账算得很清楚。以前我在国外餐馆看见年轻男女谈恋爱,搂搂抱抱的特别好,但买单时各买各的。开始不理解,现在理解了,这就叫「亲清」。亲热归亲热,算账归算账。有时候我也疑惑AA制会不会伤感情?我问年轻人,他们说不伤感情。

所以未来的政商关系大概就是AA制这样的,不伤感情,在算清帐的基础上仍然很亲密。



责任编辑:cpr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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