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颠覆性科技创新必须是Do what is right的效能+效率+工匠精神,也就是工业逻辑+工匠精神。现阶段的中国最缺的就是工业逻辑与工匠精神,特别缺的是Do what is right效能与工匠精神。而Do what is right效能在中国是彻底的缺位,即便从欧美进口Do what is right效能,也不一定管用。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能把握好Do what is right效能,那么,中国将永远搞不出颠覆性科技创新。
中国将永远搞不出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没有Do what is right的效能,即便效率再高,中国的国民经济也只是一种“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的存量财富转移、自我否定甚至自我毁灭游戏,最好也只是零和游戏,中国国民经济既永远不会有增量财富创造活动,永远不会创造出永恒价值,也永远无法激活和释放出任何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更别谈中国领导世界经济发展。
中国搞不出颠覆性科技创新原因很多,其中就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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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在为生计奔波劳累,哪有心思科技创新?
中国人的创新大多是应用驱动型,以服务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为核心,旨在快速赚钱,为了养家糊口,而非技术创新。“班不好上,工不好打,生意不好做,房价还死贵,能不能给我们条活路”,夏天已经来临,而国民不断感受到的却是经济低迷的阵阵寒风,谁还有心思去科技创新?
如果将一件精美的物品放到一位中国人和一位犹太人面前,犹太人想到的是如何通过颠覆性科技创新和颠覆性工艺改造来设计更加精美的物品,从而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中国人则希望在抄袭和复制的基础上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类似的物品,从而迅速占领市场,赚快钱。犹民族崇尚创新,视模仿别人为耻辱。据说华为公司62000多的专利,全部是为生产配套的应用型的,目的是为了以低价迅速占领市场,因此,虽然华为公司每年都会有数百亿元人民币的研发投入,其中2016年研发投入700多亿,但竟然没有一个是颠覆性科技创新,生产出来的产品既不是更加精美的物品,也没有什么高附加值。
2
中国文化既不欢迎另类思维,谁敢科技创新?
中国人的创新,是少数人的需求,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愿望,也不允许,因为创新要求“另类思维”或“异类思维”,这不是中国文化所鼓励的。中国文化所鼓励的是“跟对人,站好队,站稳立场”,既不是“标新立异”也不是“另类思维”。
颠覆性科技创新层出不穷和日新月异的以色列人则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喜欢抛根问问题的“求异思维”,“求异思维”使得他们在颠覆性的科技创新的历史中迅速崛起,成为引领世界发展的强国。“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坚持做;困难的事情,我们多花些时间。”用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的话说就是:“远见必须取代经验,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放胆一试。”
以色列人的创新,基于旧约圣经的解决问题、化解威胁,以增加安全感为内因和动力源头,以信仰为能量,是危机感倒逼下的颠覆式科技创新;而美国“硅谷”的颠覆性科技创新,则以实现Do what is right的个人伟大梦想和用增量财富创造去改变世界,彰显Do what is right的自我价值作为驱动力,核心要素是“(在正确的路径上)寻找自我”。
3
不知道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正确路径在哪里,谁会科技创新?
想搞颠覆性科技创新的中国人肯定有,但是,根本就上不了路也找不到北,长时间地不知道颠覆性科技创新应该如何搞,只是习惯性地在跟随、抄袭和复制的路径上持续积累欧、美、英联邦国家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显形成果。德州仪器、苹果公司、洛克希德·马丁等OSM企业的颠覆性科技创新模式与中国人的生意模式区别太大,一般来说,在跟随、抄袭和复制基础上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是无法看明白在颠覆性科技创新基础上做增量财富创造的欧美企业家所玩弄的手法的。
据说华为公司在过去十年期间投入研发的资金高达400亿美元(其中2016年764亿,2015年596亿),但是,华为公司的颠覆性科技创新一直等于零,华为公司每年投入数百亿的资金去搞研发只是为了去跟随、抄袭和复制欧美英联邦国家的二流科技成果,以保持华为在海外的竞争力。即便华为呕心沥血搞出了一些颠覆性科技创新,华为公司也不可能有能力把颠覆性科技创新转化成为增量财富创造,就像以色列特拉维夫的颠覆性科技创新无法自动转换成为增量财富创造,而不得不把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卖给欧、美、日、英联邦国家的财富500强公司一样。以色列特拉维夫的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是从来不会卖给中国大陆公司的,因为中国大陆公司没有能力将颠覆性科技创新转换成为增量财富创造,华为公司也一样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华为公司每年数百亿的研发投入只是为了追赶欧美竞争对手的二流科技创新成果。这再次证明中国是不可能出现颠覆性科技创新,即便出现了颠覆性科技创新也不可能转换成为增量财富创造。
4
功利主义挂帅,谁承受得起搞科技创新的巨大成本代价?
近30多年,资本逻辑在中国异常发达,到了全民炒股、全民炒房、货币超发和全民股权投资的疯狂地步,难免造成“一业繁荣,万业凋敝”的唯金融独尊,这一切都是功利主义在闹鬼。凡是功利主义心思重的人,都不愿意去做颠覆性科技创新,即便去做了,也只是偷工减料地做短平快项目,最终还是会为了利润而在跟随、抄袭和复制的路径上走捷径。
悲哀的是,既不是Do what is right效能在中国的彻底缺位,也不是中国搞不出颠覆性科技创新,而是整个中国,几乎是所有的中国人,从上到下,都是为了一已之利,不遗余力,尽己所能地捞钱,有权的没权的,有知识的没知识的,只要对自己有利有益,哪管天下洪水滔天。这一点是令人感觉深深绝望之处,当今中国,想唤醒装睡的人,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社会问题所在,但几乎所有人都去参与放大问题,以至无法收拾。例如,证监会既是中国股市最大的庄家又是最大的老千,既肩负着为国企解困的神圣使命又背负着为权贵们圈钱的重担,所以,证监会必须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证监会必须举刀追杀散户的资金,因此,中国股市与证监会完全被功利主义所绑架与辖制,没有丁点的颠覆性科技创使命感,相反,中国股市与证监会成了中国颠覆性科技创新的大克星。中国房监会也复制了中国证监会的一切功能,也成为中国颠覆性科技创新的第二大克星。
中国制造出航空母舰是因为从乌克兰购买了全套的航空母舰的图纸,这是捷径,是运气好的好事。困扰中国重型燃气轮机生产的叶片难题近日实现突破性进展,中国已经能够独立自主生产重型燃气轮机透平叶片,也是因经济窘迫,乌克兰终于同意出手UGT-25000燃气轮机的全部技术给中国,这也是捷径,是运气好。但是,功利主义驱动,资本心魔的存在,让工业心在中国成为稀缺资源,就不会让中国永远有好运气。如何征服人性深处的功利主义心魔是中国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中国企业就像我国传统武术一样,只练花架子,怎么好看怎么来,不注重实战,所以,有人声称中国永远搞不出颠覆性科技创新。有人指责华为公司是靠资本运作壮大起来的,因为华为投入巨资仍然搞不出颠覆性科技创新,也因为华为在海外走削价竞争没有利润的路径,甚至有人说华为是最大的组装公司,具体理由是,“华为手机的核心零部件全部靠进口,处理器是美国高通设计,台积电代工,然后封装“麒麟”说是自己研发,系统UI基于谷歌安卓,屏幕内带着大下巴,内存进口三星的,摄像头传感器是索尼的,屏幕部分采用夏普的,部分是国内工厂的,玻璃采用美国康宁的......”。也有人说联想也是一家“不注重研发,没有核心技术”的组装公司。
没有颠覆性科技创新,企业自然就没有行业标准话语权、定价权和全球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自然利润就微薄。
台积电的致胜关键是“选对技术、及时量产,IBM不是我们benchmark(基准参照)的对象”,台积电的基准参照对象是美国老牌OSM企业德州仪器,OSM企业英特尔则是次参照对象。但是,中国企业基本上是没有OSM基准参照对象的,一切都只是在摸着资本心魔的石头过河而已,联想、华为、宝钢股份、美的集团与格力电器是典型案例。一个人的基准参照对象错了(例如,掉进钱眼里面去了),事业路径会错,生活模式会错,一切有效率的努力都只会是白搭。你把自己活成了一摊烂泥,还要怪别人把你踩在脚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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