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问《三国》里的谋士都那么有智慧有计谋，为什么不自己单干?是呀，为什么么?

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对里边说袁绍多谋少决这点很无法理解。觉得谋都谋出来了，决一下有啥难的。随着年龄渐长，读过的书和阅历日渐丰富，愈发觉得决的难度其实绝不亚于谋，甚至犹在谋之上。谋需要的是智慧，而决需要的是气魄。只有魄力而无智慧则易莽撞，只有智慧而无气魄则易犹豫。吴起的经典名言：“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正是从无数前人的失败中总结出的惨痛教训。

当你只是一介谋士时，你不用通观全局为成败负责，成功了别人都夸赞你智计过人，失败了也不用你来承担责任。则尽可以天马行空，随意发挥你的想象力。而当你一旦总揽全局，成为最高统帅，一言成败身系生死命运之时，那种压力与负担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了的。

有很多优秀的谋士一旦成为统帅之后就会在重压之下，变得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进退失据，昏招迭出。与身为谋士时的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相比，简直判若两人。这就跟很多运动员在训练场上成绩出色，但一到了国际大赛就表现让人大跌眼镜是同样道理。大赛检验的绝不只是你的能力，更是对你心理素质的考验。

当初杨玄感谋反时，李密建议他袭取关中作为根本，玄感不听而亡。等到了李密自个在瓦岗山造反，却同样不肯听从下属西去关中的建议，理由是下属都是山东人，如果不能攻取洛阳，则无人愿意跟随他西征关中，结果只忙着和宇文化及、王世充等在中原纠缠，眼睁睁看着李渊轻而易举夺取关中。李密所说的理由当然不无其道理，但是当年杨玄感不肯夺取关中就没有其难处吗?作为谋士时只想着思谋奇计以博取上司赏识，完全不必考虑其具体执行上的各种障碍，等到自个拍板做决断之时就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各种现实难处了。

春申君黄歇当初游说秦昭王，瓦解秦国与韩魏共伐楚国之谋，及让楚太子化装逃归之时，何其智之明也!后来不听朱英之言，而死于一介小人李园之手，又何其愚蠢。太史公在史记中说他“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评价可真是恰当万分。

当年韩信灭赵亡齐，纵横天下，是何等意气风发，最后却不听蒯通之言，被刘邦用一力士就擒住，身死族灭，又何等昏聩?蒯通劝韩信之言“计诚知之，而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猛虎之犹豫，不如蜂趸之致毒;孟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贵能行之也。”同样说出了决断之难。

南朝刘宋大臣谢晦谋反，宋文帝派大将檀道济征讨谢晦前问策与他，道济说：“臣昔与谢晦同从北征，入关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练，殆难与敌;然未尝孤军决胜，戎事恐非其长。”后来谢晦与檀道济一交手，果然兵败如山，被檀一鼓成擒。檀道济的话同样形象的说明了给别人当谋士献策与自己亲自决断，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当年谢晦等四辅政大臣共谋废除宋少帝时，檀道济本来是坚决反对的，后来见无法说服其他三人，才只好附和。在将实行废立的前夜，檀道济到谢晦家中住宿。这一夜谢晦转辗不能入睡，而檀道济则上床便睡着。显然檀道济也许智谋不如谢晦，但却更有从容不迫的气度。就像黑田如水对丰臣秀吉说过的：要做天下人，就要有天下人的气度!

房玄龄和杜如晦有“房谋杜断”之称，杜如晦本来到李世民身边晚于房玄龄，后来又是因为房玄龄的进言才得以留在秦府，但是杜如晦却后来居上，位列秦府十八学士之首，虽然他在贞观四年就早死，但是后来却在凌烟阁中位列第三，仅次于与李世民有亲属关系的长孙无忌与李孝恭。

即使在其死后多年，唐太宗一提到他的名字也总痛哭流涕，不忘给其家人以赏赐。而在杜死后为相多年的房玄龄最后却只名列第五。唐太宗每次与房玄龄议事，总是说：“一定要杜如晦决定。”等到杜如晦来了，最后却还是采用房玄龄的计策。为什么唐太宗要费二遍事?显然是光是房玄龄的谋划还不足以说服打动唐太宗，还需要杜如晦来帮他下决心啊!

拿破仑的总参谋长贝尔蒂埃位列法兰西帝国十八名元帅之首，在拿破仑的历次战役中为其屡出奇计。贝尔蒂埃对作战的一切细节，例如各个军的运动，部队人数、宿营和指挥人员，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执行任务迅速，对他永远可以信赖;他仔细认真，非常善于使用地图，能十分锐利地判断地形的特点，擅长以简明的语言报告最复杂的军事行动;

他经验丰富，十分机智，在战斗时知道应该向哪里下达命令，并且能够亲自监督执行这些命令;在战场上，他是司令官的活电报，在司令部的办公桌旁，他是司令官的不知疲倦的自动打字机;他是总揽司令部一切高级职权的将领的一个模范参谋。他与拿破仑二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被士兵们称为拿破仑的妻子。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参谋长，一旦离开拿破仑的领导，他却没有任何决断能力。当奥地利的卡尔大公进攻巴伐利亚时，贝尔蒂埃因为拿破仑不在而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将军队分散配置，犯了兵家大忌，只是因为拿破仑及时赶回才没有铸成大错。远征俄国时他被留下断后，整天按部就班，无所事事。

而在关系到法兰西帝国前途命运的莱比锡会战中，贝尔蒂埃更是将自己缺乏独当一面能力的缺陷暴露的淋漓尽致。当时拿破仑曾口头指示，要在艾尔斯特河上增架桥梁，以确保法军的退路。但是，贝尔蒂埃的办事方针是：没有拿破仑的书面命令便不能贸然行事，因此，他并未积极落实拿破仑的架桥指示。结果造成法军在撤退时只有一座石桥可通，而这唯一的一座石桥又因为负责炸桥的工兵班长心情紧张，误以为追兵来临而提前炸毁。造成留在河对岸的两万八千名法军后卫悉数被俘，法军元帅波兰亲王波尼亚托夫斯基在河中淹死的惨重损失。

日俄战争中的俄军统帅库罗帕特金是优秀的参谋人才，曾在俄土战争和征服中亚的过程中立过众多功勋。但是性格却太被动和谨慎，缺乏积极和自信，万事总求周全。然而就像一句古语说的：“世界上从无完全准备好的战争。”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刚刚开通，源源不断的援军正在被从欧洲输送到远东，俄军的实力每周都在增强。所以在整个日俄战争中，库罗帕特金的应对策略就是消极避战，等到自己有绝对优势时再跟日军决战。

在辽阳会战时他以16万人对日军12万人，但是他稍有小挫就主动撤退，致使本已遭受重大损失的日军得以绝处逢生。奉天会战中他以37万人对日军27万人，同样是在秋山好古的少量骑兵部队出现在自己的后方时就惊慌失措，仓促撤退。

最终他在吉林终于集结起50万大军对抗日军的25万人，实现了他心目中的绝对优势。但此时俄军的士气已因为连续撤退而日渐低落，士兵大量开小差逃亡。国际市场上俄国股票大跌，俄国已无法通过发行债券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取战争费用，相反日本债券却大为畅销，使日本得以度过最危急的财政紧张阶段。同时因为连续战败导致国内民怨沸腾，革命迭起，内外交困的沙俄政府已经无力支持库罗帕特金实现他理想中的以绝对优势压倒对方的决定性会战了，最终俄国只能屈辱求和。

显然从理论上库洛巴特金无可厚非，他最大限度的实现了在兵力和火力上的绝对优势。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战场形势是由诸多复杂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不是像在兵棋推演上一样只要在兵力和火力上占优就能够克敌制胜，你还需要将士气等无形因素的影响考虑在内。

他的老上级斯别科列夫曾警告过他：“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一旦国家有事，但愿你永远不要担任司令官的职务，因为你虽然会做出很好的计划，但却没有坚强的毅力把它执行到底。”所以没有坚毅的性格支撑的谋略，终究还是镜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