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2月23日电 由国务院国资委、新华社指导，国资委新闻中心、国资委研究中心、经济参考报社主办的首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23日在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改革新动能·优化供给侧”。

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在论坛致辞中表示，当前成本的问题主要是成本的结构不合理。他认为，过去长期以来我们把成本简单化地认为只是一个负担，现在看起来这是不全面的，关键是成本要有效。降成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减法”，它实际上有除法也有“乘法”，恐怕要从整体的角度来推动降成本。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特别感谢国资委邀请我来给我一个发言的机会。我讲的内容是降成本。 当前的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这条主线，要有力地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降”就是降成本。

怎么样降成本?我们财科院去年4月份的时候在全国做了一个调研，我们是线上线下结合起来，线下调研就是实地考察，线上调研就是通过网络问卷，有效问卷7000多份。从这份调研中我们感觉到收获还是挺大的，从这份调研的结论来看，我们得出了一些数据分析，给我们的感觉是当前成本的问题主要是成本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成本结构不合理表现在哪呢?表现在固耗成本占比非常高，在社会上炒得很热的那些问题其实在综合成本里面占比并不是很高。从我们调查的样本企业来看，固耗成本占综合成本的80%多，而其他的只有百分之十几。前不久媒体广为关注的税费的问题，在我们的样本调查数据中只占综合成本的6%左右，这跟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的样本并不是足够大，只有七八千家，可能代表性还不是很强。

但是也能说明一点问题，这个成本结构，固耗成本占80%多，其实从这一点大家可以感觉出来，这意味着我们企业的附加值是非常低的，固耗成本带来的是转移价值，这从政治经济学里、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要有更高的附加值就是要有更高的利润，就要靠极差的成本，也可以说是活成本，可以有更高的增值力的成本，只有这种成本才能提升企业的附加值。

如果是固耗成本占得很高，从这点来看，说明我们的效率低。刚才李扬同志做了很好的分析，他已经清楚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想降成本，我们传统的概念好像成本就是一个负担，成本是越低越好，从科技核算的角度来说，这是对的，从管理的角度来说也有道理。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不一定完全对。

企业的利润从哪里来的?没有成本怎么会有利润呢?利润实际上就是成本转换、增值的结果。问题在于你是什么样的成本投入，这决定了你的增值率，也决定了你的利润率和竞争力。所以怎么样去优化成本结构是我们当前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降成本，不是单纯的减缓，从我们国家现有的发展阶段来看，要搞清楚哪些成本是能降的，哪些成本是不能降的，这要从整体来把握。

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哪些成本从趋势上看是不能降的?它只会升，有哪些呢?第一项就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成本，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养老的成本靠全社会来分担，最后就要落到企业身上，老龄化的趋势在加快，我们未富先老，意味着在这方面的社会成本在不断地加大。我们可以阶段性的降低，但从趋势来看是很难的。第二是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成本，我们过去的环境成本是外部化的，让大自然去承受了，让社会来分担了。随着环境的恶化，越来越要求企业去承担这个成本，也就是环境成本内部化，随着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很显然，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这样的成本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过去我们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但是现在我们要求是有质量的发展，环境成本的内部化导致经济的成本就会上升。还有我们的人工成本基本趋势也是上升的，新的发展理念的重要一条就是发展成果要共享，工资有的水涨船高，而且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工资水平至少要与经济增长保持协调同步。就这点来看我们很难通过降低工资降低人工成本。

当然，企业在用人上如果有自主权可以优化用人的结构，避免一个人该干的活让三个人去干，这当然就涉及到体制问题。这对私营企业来说应当问题不大，但是对国有企业来说会不会一个人干的活三个人甚至五个人来干?这就涉及到刚才谈到的企业制度改革的问题。所以我们到了这个阶段要让老百姓去分享发展的成果，居民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升，再加上老龄化的背景，我们过去所说的人口红利逐渐已经消耗完毕，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在这方面降低多大的成本，风险太大。

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是从趋势上看要加大的，那就是研发成本。我们过去是不敢研发，是模仿，现在呢?必须加大研发的投入，要自主创新。在工艺上、技术上、产品上只有创新才能提升附加值提高竞争力。所以研发成本上升也是一个基本趋势，我们不能为了降成本把研发的投入都砍掉，那样的话发展就没有前途、没有后劲。而且从现有的企业来看，凡是研发成本占比比较高的，一般附加值都是比较高的，它的竞争力也是比较强的。也就是意味着在人力上的资本可能会越来越多，研发主要靠人，甚至要高薪聘请，在这种情况下研发成本也会表现为用人的成本。

从我们这个阶段来看，我们认为上述这些成本是没法降的，有的是阶段性的可以下降，但基本趋势是只会上升。那么哪些成本是可以降的呢?我认为就是制度性的成本，这就要通过体制性的改革才能去解决。制度性的成本就涉及到一系列的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比如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那就涉及到金融体制的改革;比如说财税的问题，涉及到财税体制的改革;比如说养老的问题，涉及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电力价格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而且带有明显的垄断性，电力体制改革的问题等等，这些实际上都需要通过改革才能解决。

其实还有一个刚才谈到的人的问题，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制于我们现有的社会身份的体制。这就造成了有体制内、体制外的问题，有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问题，这些身份社会造成的政策不平等会妨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际上也造成了人力资本提升的障碍，企业在招聘人的时候就会遇到更高的成本。

这些问题都是要通过改革才能去解决的，我想最根本的出路降成本必须是改革，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做的是简政放权，制度类的交易性成本有所降低，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地全面解决。所以我想降成本必须从政府层面看，就是推动体制机制的转换;从企业层面看就是提升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改变我们的经营模式，从而优化我们的成本结构，让我们的成本有高的转化力和增值力，这样成本就不是一个负担，而是变成了利润的来源。

过去长期以来我们把成本简单化地认为只是一个负担，现在看起来这是不全面的，关键是成本要有效，我们是无效成本太高，它不能带来增值，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所以降成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减法，它实际上有除法也有乘法，恐怕要从整体的角度来推动降成本。只有这样整个企业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才有真正的竞争力，我们才能避免各项成本增高的时候竞争力下降，才能真正消化我们现有的这些成本。我想这就是我们降成本真正的内涵。

意见不成熟，供大家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