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今天(28日)表示，降成本仅仅依靠现有的降低税负，比如税率下调、社保缴费适当的下调，阶段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依靠降税、社保缴费使企业有利润。

在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6”时，刘尚希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主线，具体操作上是“三去一降一补”。“我讲降成本，降成本要和当前热议的一个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是税负问题。”

刘尚希说，前不久有专家提出企业死亡税率的问题，引起了热烈反响。后来，企业家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讲到中美之间办企业的成本的比较，其中也谈到了税。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挣不挣钱，其实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创造附加值的能力，二是成本的控制。”刘尚希分析说，如果创造附加值的能力很强，能创造高附加值，那么企业就会很有竞争力，哪怕成本高一点也能承受。当然成本的控制能力也很重要。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成本的控制既取决于企业自身，也取决于外部环境、体制机制，有的不是完全由企业能控制的，与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形势的变化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刘尚希说，当前，企业、行业及整个经济都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也可以说处在爬坡过坎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创造附加值的能力还不是很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里、价值链里，整体来看我们是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不是在两侧，也就是说企业、行业基本上都还是附加值不算高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意味着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挣钱就相当困难，因为利润会比较薄。而另一方面，成本又升得比较快，有些成本是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不是通过政府的努力可以解决的。”他说，比如人工成本，人工成本的上升是经济进步的一个表现。如果工资不涨，那么经济的发展目的就丢掉了。

“还有环境成本，过去对环境成本相当一部分是由社会来承担的，没有内部化，一些企业在排放方面没有达标，有的污染物就直排了，对企业来说成本省了，这个成本体现在社会的成本，环境变糟糕了。”刘尚希说，控制污染对于企业来说毫无疑问，治污的成本就得上升。原来由社会承担的一些环境成本内部化，表现为企业的身上，像这种成本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这个阶段，可能这种环境成本的上升是比较快的，如果企业不能消化，就会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

刘尚希说，当然，还有一些成本的上升是与体制机制有关，比如融资成本的问题，与实体经济或者金融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不顺导致的。

针对目前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比较难，在金融体系中自己在转，变成了钱生钱游戏的问题。刘尚希认为，首先要考虑为什么，它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或者说它不能进入实体经济。

刘尚希认为，这个问题与金融体制有关，金融的垄断性还没有完全打破，再一个就是金融监管，分业监管带来的监管套利可能就会吸引相当一部分资金在金融体系中转圈。“如果这种监管套利能获取利润，何必要去带到实体经济领域，带给实体企业呢?金融企业低风险、高回报，什么挣钱干什么。”

刘尚希还介绍了一个新情况，比如电，对于传统的制造业来说，用电成本比较高，但是电价居高不下。“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边是电厂产能过剩，另一边电价很高，搞职工电试点，电厂高兴、企业高兴。电价的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了企业的成本上升。而且这种运营成本不但没有下降的趋势，还有上升的趋势。这就与我们的行政性垄断联系在一起，这说明改革是不到位的。”

“这些都是与改革相关联的企业成本问题，怎么去均衡。”刘尚希说，其实还涉及到大家最关心的税，调研中发现税收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变化不明显，但是税收占利润比重的变化非常明显。因为利润变薄了，企业亏损了。从行业来看，利润大幅度下滑，这种情况下，税占利润的比重自然就上去了。

“其实是企业成本的上升挤压了利润空间，企业的利润空间变小相对负担就加重了。”刘尚希认为，当前，显然要解决企业负担重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税负的问题，是综合负担的问题。“为了解决企业综合负担重的问题，显然不仅仅是降税，还必须要推动各个方面的体制改革。比如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的，社保体制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其中还有国企体制的改革。”

刘尚希认为，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不全面推进，降成本仅仅依靠现有的降低税负，比如税率下调、社保缴费适当的下调，阶段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依靠降税、社保缴费使企业有利润。 “所以，这个事情两面看，一方面通过改革使企业有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五险的成本，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一方面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降低融资的成本。”刘尚希说，通过物流体制改革降低物流的成本，通过行政性垄断的改革降低现在用人成本，当然还有土地制度的问题。“只有推进改革，有了更好的营商环境，有了更好的体制机制，同时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企业创造附加值的能力不断的增强，利润空间就会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