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导读：富人没有远见!知识分子缺乏良知!中国的深层悲剧：有钱人和知识分子是当今中国两大祸害 !

中国的问题很多，但深层次的问题则发生在社会的精英层，可以用下面两句话来概括：

一是富人没有远见;

二是知识分子缺乏良知。

中国的改革开放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体中国人共同富裕。二十多年来，中国在走出贫困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富豪。从“万元户”-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中国式富豪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中国确然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不但富了起来，还有不少人成为令世人瞩目的超级富豪!中国富人的成长速度远远人们的想像，在这里想问两个问题：

这些人当中有几位是靠勤劳智慧富起来的?

这些超级富豪们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了吗?

这两个问题不用我来回答，相信中国人心中都有答案。中国的超级富豪们把财富拿来作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列出下面几组数据：

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20辆悍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

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林林总总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国。中国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阔绰，连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叹弗如……

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方一家商场摆出一件标价160万元的衣服，上架没几天就被一个富豪买走了，随后又有不少富豪接踵而来……

法国产的“人头马”主要消费市场是中国!

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在里面一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

泰国的色情服务业是该国旅游业的支柱，光顾色情场所的中国富豪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

当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们一掷千金时，他们有意识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吗?

据官方统计：中国目前农村的贫困人口在9000万至15000万人之间。农村的贫困标准是625元人民币。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困人口的总数大约有15000万人至21000万人。

我经常在想这样的问题：中国的超级富豪们干吗不把挥霍掉的巨款拿去救济失学儿童或下岗工人呢?他们宁愿“千金买笑”也不肯急人所难，这种禀性究竟是聪明还是傻?

当美国的超级富豪洛克菲勒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赶往学校和慈善机构捐款时，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正在五星级酒店里喝人头马吃保护动物泡小情人!

当亨利·福特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超级富豪时，他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赚来的巨款挥霍享受或是买个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让他的工人能买得起他们公司生产的小轿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本大幅降低，于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车”上下班……

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的行为“傻”吗?在部分中国富豪眼中，他俩的行为算是傻到家了。

《谁在抛弃中国》给我们列举了下面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远见”;中国富豪有“远见”者寥若晨星!

第二种情况是“短视”。没有远见的富人是短命的!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不公正特权社会，富豪集团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不公正手段取得的。

更具悲剧性意义的是：中国占绝大多数的富豪患有“短视”和“健忘”的毛病，真正有远见的富人不多。富人的健忘表现在那些从底层社会起来的部分人忘记了早期的艰难岁月;短视表现在不愿用多余的财富回报社会，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地富下去。

正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富豪“短视”或“健忘”，中国历史上才有那么多杀富济贫式的平民起义，中国富人的寿命也很少能够超过一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过三代”一说。

英美等国的富豪有远见的很多，把赚来的大部分财富用来回报社会，大多数平民都在享受他们的“恩惠”，谁还会想到要杀他们呢?中国的平民起义也许更多源于国民的仇富心理，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富人难道不是始作甬者吗?

下面再来谈谈知识分子的良知。

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都是走在社会最前列的先进群体。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所受的教育出了问题，并不能很好地履行先进阶级的角色。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很多，我在《士大夫的悲哀》这篇文章里有较为详尽的描述，“缺乏良知”也许是今天的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何谓“良知”?

“良知”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捍卫道德、真理的勇气;以及不为眼前的“急功近利”所引诱而被阴暗势力“收买”。

一个民族的普通公民也许可以缺少“良知”;但知识分子绝不能缺少“良知”!否则这个民族就没有任何希望可言。

近代中国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谭嗣同和鲁迅!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成了朝廷的通辑犯，帝国宪兵前往他的住所捉拿他。谭嗣酮当时有充足的时间逃走，象他的同伴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去国外流亡。

但谭嗣同拒绝逃亡，他对前来报信的同志说：“西人变法不惜捐弃身家性命，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如若需要流血，请自嗣同始!”

鲁迅为了医治中国人心灵上的疾病，不顾绝大多数国民“爱听好话”的毛病，不惜冒着和整个社会作战的危险，出于对中华民族巨大的责任心，把笔化作投枪匕首，勇敢地暴露中国人的劣根性……

今天的知识分子比谭嗣同、鲁迅那个时代要多出百倍，可有几个知识分子拥有谭嗣同、鲁迅那样的民族责任心和道德勇气?有几个不在“利诱”面前抛弃人生的准则?有几个拥有真正的“良知”?

今天的中国确然有很多坚守“良知”的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在知识分子这个庞大集团里只能算“一小撮”。

本人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曾一度为了个人利益丧失“良知”。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所居住的那座城市近郊发生了教室垮塌砸死学生的事件。那时几乎所有的村办小学都从农民手中“集资”建起了新式校舍，部分权力人物也因此狠狠捞了一笔“工程回扣”。

也许是因为“回扣”的比例过重，在校舍建筑上偷工减料绝不是个别现象。这所小学就是因为过份偷工减料，然后整座房子倒塌了，当场砸死了三名学生，其余的学生则不同程度被砸伤……

一个小时后我们奉命赶往现场抢险，我亲眼看到学生的鲜血染红了断砖残瓦，三具尸体平躺在血泊中，上面盖了一张雨布。没砸死的学生一个个头破血流，一双双困惑的眼睛看着我们……看到他们身着破旧的衣衫在风雨中抖动，我的眼泪当场涌出来了。

那天晚上我的宿舍来了几位面孔陌生的农民，他们自称是这个村的学生家长，听说我曾在外当过记者，想让我为他们主持公道，把镇、村干部鲸吞工程款导致出现“豆腐渣工程”的内幕在媒体上披露出来……

我这个一向被公认为“好打抱不平”的男人，那次却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口头上的理由是“我很久没有写东西了，笔头生疏了，写出的文字不够水平媒体不会登载……”深层原因则是“不敢，不敢将自己的前途毁在这么一件事情上……”

随后的几天，我夜夜做噩梦，每次都梦见衣衫滥缕头破血流的学生在风雨中发抖的镜头……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良知”在这次事件中丧失了，我已不配“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如果我坚守自己的“良知”，把事情的真相捅上去，贪官就算不垮台，顺利提升的概率也应该很小，老百性眼中的困惑也不会加深一层。

象我这样一度丧失“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事后能清醒过来并试图找回“良知”的又有多少?

答案是沮丧的：前者的回答是“很多”;后者的回答是“很少”?

中国有多少文字工作者为了一点小钱给贪官炮制涂脂抹粉的“假新闻”?有多少“作家”在给国家蛀虫写传记?有多少“知名人士”为了那顶在眼前晃动的官帽子放弃原则?有多少三流写手在编写“名人录”、“专家录”、“艺术家录”……

有多少医生在拿“药品回扣”?有多少教师在巧立名目从学生口袋里掏钱?有多少“经济学家”为了财阀的“红包”在权威职位上说昏话?有多少文痞把黑社会头目捧为大企业家?

在中国，缺乏“良知”也许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但知识分子比常人拥有更高的境界，应该比常人有更多的责任义务坚守自己的“良知”。

如果知识分子的不满只停留在争取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部分满足时就放弃“捍卫公正”的初衷，就会很轻易被“权钱”“收买”牺牲人生准则。一个很轻易就被“收买”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有“良知”的。

知识分子一旦丧失“良知”，就会失去全社会的尊重，最终会在整体上付出更大的代价，类似的悲剧性教训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