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1日，特朗普通过视频阐述了他明年1月20日上任后100天执政计划，“我们将协商公平的双边贸易协议以取代TPP，这将为美国带来工作和产业机会。”可见，特朗普冲击波(Trump Shock)在全球回响不止。欧美的主流媒体开始反思为什么民调和结果错得如此离谱，但很显然，这种反思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在特朗普这个“怪物”向白宫进军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反思的不是民调失误，而是应该思考：为什么他煽动民粹、种族歧视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得到了足够多的美国人的支持和响应?

人类经济在进步，经济学也在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发展，学派林立，巨匠辈出，雕梁画栋。然而，面对每一次大危机，经济学家既无法预测灾难的到来，也无法提出应对灾难的有效措施，更无法防止危机中社会的撕裂。经济学帝国主义不断向各个领域扩张，但经济学在面对人类每一次经济危机时都显得如此的无能和脆弱，经济学家们为什么错得如此离谱?经济学的价值和意义何在?本次金融危机以来，以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为主导的政策为何既治愈不了经济伤口，反而使得社会阶层之间撕开了更大的裂口?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在技术层面进步的同时，在经济学的本源和人文关怀方面，却陷入了停滞和倒退。

早期的经济学，以研究国家和个人的终极使命为基本要义。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是个哲学和道德教授，斯密一辈子从来没有讲授过经济学课程，他在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同时，更多的仍然关注市场背后的道德因素。他认为市场之所以是道德的，是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推动了社会利益的进步和发展。

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过往经济学的先贤大家都以关注人类的发展，道德的进步和弱势群体的命运为己任，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工具越来越炫目，领域越来越广，模型越来越复杂，但距离道德和伦理却越来越远。以“最大化”为主要思维模式的研究让经济学退化为效率的奴隶，经济学只剩下了空洞的效率分析，而丧失了厚重的思想和人文关怀。以效率为终极目标的经济学是不可能提出顾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危机应对办法的。

本次危机，为什么很多国家的底层和中产感觉成为了失去的阶层(Loser)，关键原因是危机应对方案只顾及经济效率而不顾及公平正义。

以宽松货币政策为主导的危机应对之策，最大的负面效应就是恶化财富分配格局。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大量货币进入资本市场、房地产等领域，推升了资产价格泡沫。

这使得社会的富裕阶层可以通过货币泡沫化解财富缩水的危机，社会富裕阶层的财富在危机应对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受伤，反而因为资产价格的膨胀而增值，而中低收入阶层一方面要应对央行货币之水的冲击，另一方面要面对实体经济萎靡的情况下，收入的直接缩水。

这种过于依赖货币政策的做法，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财富的分裂，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撕裂。每个国家都一再强调货币的祸害，而每个国家沉湎于其中而难以自拔，最后的结果就是社会财富格局的再次洗牌。中低收入阶层成了货币政策的最大牺牲品。

全球皆如此，我国也不例外。08年以来，中国释放出来的大量货币推升的资产价格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并不比其他国家小。在实体和制造业萎靡的情况下，炒房成了富裕阶层最好的选择，房地产经过金融危机以来的三轮政府主导的暴涨，在一些大城市，已经远离了房子最基本的居住属性，成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成了横亘在年轻人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中国大城市正在逐渐形成两个对立的阶层：有房阶级和无房阶级，有房阶级庆幸抓住了房地产泡沫的盛宴，无房阶级望房兴叹，房子在中国每一个心理刻上了非常复杂的情绪和烙印，成了阻止中国社会活力和公平的根源之一。在反危机的过程中，房地产完全成了地方政府财源和经济增长的工具，沦为了一个极其功利化的政策，偏离了居住和民生的基本功能，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士气，使得暴富和浮躁的心态在全社会蔓延，甚至一代一代传承。

中国的转型机遇和发展空间很大，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但我们需要一个“好的经济学”来指导中国未来的政策体系，偏离公平正义，只有效率和增长的繁荣无法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民意的支持，这是显而易见的，否则一切炫目的数字将没有说服力和意义。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探索了人类不平等的经济根源，引发全球巨大的反响，英国经济学家迪顿因为对不平等的研究斩获201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现实寓意很大。皮凯蒂的研究认为，资本的收益远高于劳动的收益，这是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

这在中国可以找到数据的佐证：从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按照基尼系数，中国位列世界上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列。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公共政策不仅要关注增长和效率，更要关注公平和财富分配。我一直觉得，中国在不断丧失改革收入分配最好的时机，不断让恶化的收入分配更加恶化。应该意识到，当前我国经济转型之所以如此之难，很多不公正之事的根子仍然在于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国强民不富，改革的成果通过非正常渠道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从而挤压了绝大多数居民的消费能力，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公平和效率全部丧失。

特朗普的胜选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如果出现巨大的撕裂，就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经济学是该回到道德和公平的价值诉求上来了。中国的一位前总理在他的任期内曾经特别指出，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一个正确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这和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一脉相承的，森长期致力于饥荒的研究，并提出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民众的自由，应该“以自由来看待发展”，堪称近30年来全球经济学家最大的良心，因为他的存在，急功近利的经济学好歹保住了最后一点颜面。

中国经济学人应该记住：如果说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学人的使命在于推动经济发展，做大蛋糕，则在未来，应该将注意力转到“公平、正义和自由”的制度设计上来，使经济学回归基本的伦理。当然，这需要各界的努力，需要各界的参与。

经济学的价值、哲学和规则必须回归正义和伦理，否则，特朗普偶然的胜出会演化成必然。我一直坚定地认为：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不懂伦理学和社会学，那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会公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