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未了局”：辩论场内外的张维迎、林毅夫

文钊

2016年11月9日，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场事先邀约的辩论如约而至，这场对局的主角是张维迎和林毅夫。他们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或许只是巧合。三年前，2013年11月9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正是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被看做历史性的宣言——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坚定迈进。一路进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辅助”、“基础”，直至确立其“起决定性作用”，记录着这个国家跨越30多年的思想解放历程。

历史的繁复在于，在实践和学术层面，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议从未止歇。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借鉴日本经验引入产业政策。在此前，类似产业政策的官方政策多已有之。19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历经波折，从治理持续过热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的苦战通缩，并在进入新世纪后，借力WTO，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率从最高点的14%，逐步回落至6%-7%的区间。20多年间，产业政策成为政府部门日渐倚重的政策选项，继而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和手段屡试身手。有学者称，除了一个时期的日本、韩国之外，中国可能是强调产业政策最多的国家。

张维迎和林毅夫的这场辩论，因而颇有隔空呼应的味道。

这一天，北京被雾霾笼罩。在这场3个小时的辩论开始前，川普赢得美国大选的消息不断刷屏。张维迎和林毅夫的公开辩论，让很多人想起哈耶克和凯恩斯之争——发端于1930年代的经济学世纪之战，焦点几乎是经济学界永恒的话题：政府是否应当干预市场?80多年过去，世界场景几经切换，意外迭出。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理论在不同时代遭际各异，他们在各个时代的门徒延续着辩题，从未放弃。

一场中国产业政策之辩又将持续多久?多年以后，即使忘记了当时观点，或许人们依然会记得这个瞬间：2016年初冬，一个雾霾弥漫的下午，两位中国经济学人曾以如此“和而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学术主张公开而大胆地辩论，勇敢而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学术理念和价值，也捍卫对方自由而充分表达的权力。

面对面的碰撞

招牌式的温厚笑容，台湾腔的普通话。白衬衣外罩一件深色西装。辩论场内的林毅夫一如既往地儒雅平和。辩论场内，林毅夫相信，大部分时间他是被误解的，他归因于传播过程中的刻板化和卡通化，“说我讲的话我都不相信是我说的”。

张维迎误解了我，他说。整场辩论中，“委屈”、“冤枉”这样的词汇出现了很多次。这些误解包括对产业政策的理解;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念;以及对于企业家精神的看待等等。

张维迎保持了“批判者”的一贯犀利。他带有浓重陕西味的普通话并没有让这种锋芒稍减。“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林毅夫‘增长甄别法’的谬误”。当PPT上出现这样的标题时，会场一片笑声。

虽着西装，林毅夫和张维迎都没有打领带，或许这是刻意为之。

在林毅夫的定义中，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而张维迎所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仅仅从定义看，他们的起点是相似的。

两人的观点一以贯之。林毅夫像一个布道者，继续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阐释着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我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实现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还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

张维迎站到了反方：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更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更根本。最好的激励机制也只能缓解人的无耻，不能解决人的无知。“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张维迎说，他和林毅夫的分歧是经济学范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范式，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的范式。张维迎宣称，林毅夫的所有理论都是以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失灵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是灵丹妙药，既能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又能告诉政府不能做什么。

张维迎确信米塞斯—哈耶克发展的市场理论是目前最好的市场理论。其中特别关键的一点是如何看待企业家。在米塞斯—哈耶克范式里，企业家是市场的主角，发现和创造市场交易机会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正是因为企业家的创新，市场才能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并且由此推动了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没有企业家的市场，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已经使得企业家毫无用武之地。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也使用企业家这个词，但是其概念中企业家只是一个计算器。张维迎说：“我们在产业政策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和企业家的不同认知有关”。

不过林毅夫认为，有些批评还是误解。很多时候，他更愿意强调，张维迎与他的观点的相同之处。和张维迎一样，在为自己的研究辩护时，他也是一个毫不妥协的学者。

“张维迎反对的那些产业政策我也反对”。张维迎抨击补贴政策时，林毅夫这样回应。他问张维迎：“你究竟是在批我呢，还是在批我也批评的产业政策。”“我没有讲补贴，但是他一直批评补贴，把别人的罪过栽在我头上，我太委屈”。

林毅夫重申：我所有的产业政策没有一样需要补贴，我是反对补贴的。他强调自己所讲的产业政策主要是帮助企业解决基础设施、劳动力供求上的限制条件、改善金融环境等等，并非是补贴。

林毅夫的“有限市场和有为政府”论是被一些经济学人批评最多的。他们认为，“有为政府”假设政府是全知全能的，从而为政府的不当干预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思辨会现场，张维迎的评论是，林毅夫对市场失灵浓墨重彩，对政府失灵轻描淡写。他没有回答，为什么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和激励判断未来。

林毅夫觉得自己不是在说由政府而非市场选择企业——在他的框架里只有一种情况是政府选择，即涉及国防安全的情况，其他都是企业选择——有相当大的程度多是企业已经要进去(某个产业)了，政府去了解企业有什么困难，帮助企业来解决它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希望传媒能够传播完整的观点：“不然的话讲维迎是政府派，我是市场派;维迎讲发展要靠市场，我就讲经济发展靠政府。我要有市场，但是也要有政府。”

林毅夫在其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中提出的“两轨六步法”可以理解为一套操作指南，帮助发展中国家发现可以进入的潜在优势产业，通过推动这些产业的发展实现资源的富集，改变要素禀赋并实现结构升级。但是包括张维迎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正是这套做法将政府置于主导者地位，为企业家和创新者制造了有形无形的障碍，妨碍了市场公平。

林毅夫看来，这是又一种误解——老说他“政府选择产业，不是让企业家选择”，林毅夫说，在他总结的“两轨六步法”中，只有一种是政府选择的，那就是跟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其他都是企业家主动选择，政府帮企业家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希望有共识，不然你老是批评我没说的事，把罪名加在我头上，我觉得我好冤枉。”

林毅夫认为，张维迎把企业家精神的应用范围定义得太窄了。不是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家精神，学者有，政府官员也可以有。

最终，再次回到政府与市场命题时，张维迎重申了最近两年他不断阐释的观点：在市场当中，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这包括基本人权、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现有的所谓市场失灵，是市场理论的失灵。

林毅夫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出发，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政府官员的目标，其一是能够继续执政或得到升迁，其二，如果能够继续执政，不受到挑战。他希望青史留名，让人家记住他是个好官——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基于理性的假设。新结构经济学希望提供一个框架，政府在追求自身目标时，能够给国家给社会带来进步，此时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和大众利益一致。即使是一个初步的框架，林毅夫希望如果官员照方抓药，成功的概率可以高一些，失败的概率小一些。

无论林毅夫还是张维迎，都致力于用经济学关照中国现实。也许这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3个小时的辩论中，两位学者不止一次地在这一问题上停留。当林毅夫建议张维迎，在运用理论时要考虑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转型国家，很多方面跟发达国家条件不一样。这时，张维迎反驳：说我在脱离中国，这样的指责我不接受。“我认为所有理论都完全地、根深蒂固地来自于中国的土壤，因为我关心中国的问题。”

两个学者，半个世纪

张维迎1959年出生在陕北吴堡县农村。那是在中国开始“大跃进”的后一年，贫穷是打在中国和他的家庭身上最为深刻的烙印。张维迎比林毅夫小7岁。

出生于1952年的林毅夫，从小生活在台湾宜兰。尽管也有过贫苦的记忆——他曾在文章中回忆说，有时候放学回家不敢问家中何时开饭，因为很可能没得饭吃。但林毅夫亲历了台湾经济改革和起飞的过程。1978年祖国大陆恢复高考时，林毅夫已经在台湾拿到了企业管理的硕士学位。

此后，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都是改变命运的一年。张维迎进入西北大学经济学系。1979年5月，国军连长林正义游过了冰冷的台湾海峡。他改名林毅夫，就学于北京大学。

1982年，张维迎从西北大学经济学系本科毕业，他选择继续上研究生。同一年，林毅夫远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经济学专业读博士研究生，师从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 (TheodoreW.Schultz)。1987年，林毅夫学成归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这时候张维迎已经在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

林毅夫回国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农村部副部长，一直至1993年9月。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是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林毅夫的学术声名最早来自于他对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部分体现于那本《中国的奇迹》，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使他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几乎是同一时期，张维迎先是到牛津大学进修一年，此后又重赴英伦，1994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起因于对国内所有制讨论的关注，他花费四年时间研究“为何资本雇佣劳动”，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的初心。

大学生、体制内智囊机构的学者、海外求学接受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大学教授，张维迎和林毅夫殊途同归。虽然他们从这个国家截然不同的历史中走出，却又几乎在同一时点，在1980年代前后，一起走进同一段历史，见证和陪伴了中国改革开放此后的进程。

这是历史的际遇。

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立，林毅夫和张维迎同为创始人。这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两年之后——这位老人以自己的方式又一次唤醒了这个国家的人民不安分的心。

一些张维迎的学生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却又始终在现实的风口浪尖上。1983年，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在发改委体改所，他的价格双轨制改革的主张，从最初的不被接纳，最终在一轮轮的讨论中成为决策依据。在北京大学校长助理任上，他极力推动的大学改革，几乎把自己放到了所有北大教职员工的对立面。2004年，在与郎咸平有关国企MBO的论战中，他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为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辩护，直言“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同样背负了骂名。2006年，又是他，以一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搅动着学界和整个社会的神经。他坦言，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文章大胆提出“对政府官员既得利益的补偿”，又一次，他几为千夫所指。

张维迎自称“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目无组织，心无旁骛”的“四无居士”。他愿意做一个具有真正独立精神的思想者。或许这种姿态让他更容易被看作“批评者”。张维迎相信，经济学家只有在保持他真正的独立精神、真正拥有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他所提出的观点才是值得重视的，才有可能对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张维迎这样为自己辩护：“我绝不是在为某一阶层代言，我惟一的目的是，呼唤寻求一个公正的、制度化、法治化环境”。

要求自己“俭良自律，温让待人，恭谨从事”的林毅夫的确是温厚而平和的，在学术立场上他和张维迎有着相似的坚持和笃定。他们共同的同事汪丁丁在评价张维迎学术作品时曾说，一个理论家的思想总是连贯的，有自身传统的。这话放在林毅夫身上同样合适。

这让他们成为难得的辩论伙伴。上个世纪90年代，林毅夫和张维迎曾因为国企改革激烈辩论，被称为“北大交火事件。”

林毅夫在2008年迎来了他职业和学术生涯的高峰。他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这是首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担任此职务。由此，林毅夫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和空间近距离地观察发展。在卸任回到北京大学的时候，他拿出的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理论体系：新结构经济学。他对新结构经济学抱有极大的自信和期望，曾对同道说：“我相信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方向去做研究，可能得到的不是一个诺奖，可能是三个五个，甚至是十个诺奖。但是我知道不会是我得到，肯定是在你们这一代或是在你们下一代。如果你们努力的话是在你们这一代，要不然就只在下一代”。

张维迎是比较早研究企业家理论的学者，尽管开始他还不是米塞斯—哈耶克的信仰者。第一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发表在1984年9月的《读书》杂志。30年后，在他的《经济学原理》出版时，张维迎还是耿耿于怀地说，中国传统的经济学没有给企业家地位。他主张企业家是市场的灵魂，是经济增长的国王。他对传统经济学的失望也在于此，张维迎认为，“市场失灵”不过是传统关于市场的理论范式出了问题，市场本身不会失灵，是主流市场理论失灵了，他因而试图纠正传统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存在的错误结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维迎和林毅夫都是师门的“背叛者”——他们都相信西方传统或者主流经济学存在缺陷，不足以解释和分析他们立身的经济现实，他们致力于用自己的思考建立新的思维框架和系统，籍此对公共政策提供恰当的思想营养。

林毅夫是参与政府决策咨询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常被看做“官方经济学家”。不过林毅夫去年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说，我其实不太在乎别人的评价，我不是不批判，我一直在谈问题呀，谈问题怎么能不批判呢，但我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我并不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反政府。一个完全思想解放的人，是没有预设立场的、是实事求是的。

一场未完的对局

在11月9日这场公开辩论之前，林毅夫和张维迎就产业政策已经有多次争论。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8月。11月9日双方公开辩论之前，这场“张林之争”已经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关注和讨论。

10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和林毅夫在微信和邮件群内的争论在微信朋友圈中流传开来。争论围绕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展开。田国强认为，新结构经济学中提出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要真正成功实施，首先政府需要有能力去鉴别自己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什么，继而决定去推动哪些产业部门的发展。问题是政府能做到么?这样政府推动，一拥而上的产业导向是资源配置有效的吗?由于信息和激励的问题，政府官员能否胜任在具体产业方向选择和协调中的作用，以及是否会超出自己的能力行事。恐怕答案也基本是否定的。

林毅夫则认为，田国强的评论有欠严肃。田国强在评论新结构经济学之前，只是看到别人在网上对新结构经济学中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不完整介绍，而这只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运用，而他就据此对整个新结构经济学做评论。

另一位非常活跃的经济学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则在文章中称林毅夫的理论是“路灯谬误”——丢了钱的人在路灯下寻找，仅仅因为那里有灯光，而不是因为那里是丢钱的地方。他认为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实质乃是“有为政府论”。此论一出，那些对“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本就心猿意马的官员立即拿到了理论盾牌。

林毅夫则表达了“对小编标题党的无奈和挫折感”。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何在11月9日的思辨会上，他几次提到传媒的报道。对学术同仁，他这样解释：比如我和小凯(杨小凯)的争论，小凯的观点是先进行了共和宪政的改革后再发展经济，我的观点是边发展经济边进行制度改革，但是到了媒体上的标题则变成小凯主张制度改革，我主张不需进行制度改革。

在林毅夫看来，他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同样也遭到了曲解。所以，11月9日，林毅夫还是说，他更希望写文章，刀对刀，枪对枪，逻辑对逻辑。

这是一场“和而不同”的精彩论辩。不过，不管争论如何，产业政策还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2016年3月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有三处提到了产业政策。今年9月中旬，针对“产业政策是变相计划经济，政府不应该给任何行业制定产业政策”的说法，国家发改委官员回应，从目前的国际情况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都在运用产业政策。该官员承认，我国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地方，从目前产业政策的实施情况看，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难题。

在张维迎和林毅夫的辩论结束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这样说，我们并不指望一场讨论可以解决产业政策的争端，1932年2月那个寒冷的冬天发起的，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那场争论现在还在进行着。

也许，发生在中国经济学人之间、同样跨越世纪的产业政策之争，也会如此继续着，还会是一场难了的对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