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维迎论战，林毅夫再次成为新闻焦点人物。

这个被贴上“官方经济学家”“屁股决定脑袋”等标签的经济学家，再一次站到了风口浪尖，毫离不让，但却鲜有同僚公开支持的声音。

那么，一直以来，“不惧批驳”林毅夫在坚持什么?他为什么孤独?

大约2年前，财经评论家水皮在媒体上发表《林毅夫缘何孤独》一文。文章说：

“林毅夫或许是目前中国经济学家中最孤独的一个，这样界定林毅夫并不是因为他曾经的成就。这个出生在台湾的老男人，年轻的时候横渡台湾海峡奔向大陆，大学在北京大学，留学在美国的芝加哥，学成回国后创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长期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并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独树一帜。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林毅夫曾经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并担任高级副行长，在业内也曾经被视为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经济学家。但是，林毅夫现在在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圈子中却多少有些另类，他的学术观点频遭白眼，他关于中国经济可以高速发展三十年的乐观甚至在一般的社会公众那里都难以引起共鸣。”

那么，近些年，林毅夫都遭遇着哪些“批驳”?岛君梳理如下：

▌那些“争议”林毅夫的人

张维迎：“争战”林毅夫10多年

自1995年，张维迎和林毅夫就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即“北大交火事件”始，二人之间的论争就从未停止过，双方都在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而正名。而回到本质，这则是一场关乎市场与政府的命题。

如今，就在近期，二人论战再度开启，围绕“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需要产业政策?”，张维迎再次直斥林毅夫四个错误：

(1)后发国家保持长时间持续增长很难说是奇迹。

哈耶克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指出，缺少自由的国家可以利用自由国家发展起来的技术保持一段时间的高增长。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些落后国家之前没有发展。

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经济增长奇迹应该是英国和美国。由于工业革命，英国从一个边陲岛国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引领者。美国则从一个南北战争之前80%以上人口都在农村的农业国家，在三十年后的189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中国的经济增长值得我们高兴。这说明，人只要有自由，就会有发展。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就是总体而言政府管的越来越少，虽然中间有所反复。目前之所以还有很多问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目前弥漫着一种过度自信的气氛，一方面反对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期望把中国的经验变成普遍的规律用来指导其它国家。实际上，中国过去30多年在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创造能对人类未来发展提供重要推动力的新技术。英国产业革命期间创造蒸汽机，带来了机械化;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30年里在电器以及汽车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我们不能够谦逊的对待成就，我们就可能走向反面。

(2)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

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学说始终强调经济发展要利用比较优势;与此同时，林毅夫教授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优势。这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也与历史上的经验不相容。理论上，最初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以及后来强调分工带来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杨小凯教授都认为，市场是最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发挥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市场的作用被否定了。存在市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比较优势。比如说，陕北缺水，农民不会自发选择种水稻。然而计划经济则可能要求农民在没有水的地方种水稻。

(3)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

社会进步和人类富有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可惜地是，目前正规的经济增长模型都缺少企业家这个关键因素，因为他们假设所有人都同样聪明理性，这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缺陷。诚然，企业家有可能判断错误，但是他们与常人不一样，一旦成功便可以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好处。

正是因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才更加鲜明。四十年前，比尔盖茨预计未来将会是一个计算机的世界，所以他一头扎进了软件产业。产业政策能够取得积极作用的前提是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去判断未来，然而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政府官员的优势并不在于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未来，而在于能够在现有的官僚主义下循规蹈矩地做好本职工作。在体制层面上，也并没有相关的激励促使政府官员冒巨大的风险制定未来才能证明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各国的产业政策大部分都失败了，就是因为产业政策在本质上与企业家精神是不相容的。

在实际操作上，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的制定非常困难，不论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都难当大任。首先，企业家本身随着时代变化，过去成功的企业家也不是判断未来的最好人选。假如1990年美国任命比尔盖茨负责制定产业政策，那么互联网肯定会遭受重大的打击，因为当时比尔盖茨只在乎个人计算机，而不看好互联网。其次，即便由最前沿的科学家组成产业政策委员会，也只能看到某一个领域上的技术变化，而无法像企业家一样看到人类本身的需要。更不要说由政府官员制定的产业政策，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其无用甚至有害。比如，地方政府希望将光伏产业扶植成主导型产业，用土地、信贷和税收等优惠来招商引资，导致过度进入的潮涌现象。

(4)重新思考战略与体制的关系。

林毅夫教授认为政府为了推行赶超战略，不得不扭曲体制。但究竟是体制导致了战略，还是战略导致了体制，是很值得进一步深究的。从历史上看，最初主张推行计划经济的人并不是出于赶超的目的，而是基于防止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需要。一旦实施了计划经济，政府肯定要折腾。出于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政府不可能提出一个倒退的战略，所以只能赶超。一旦存在这种赶超战略，企业家精神就会遭遇打压，否定个人权利和市场的存在。

讨论体制与战略的问题，实际是在讨论究竟政府是个人实现幸福的工具，还是个人是政府实现某种战略的工具的问题。如果个人可以成为实现政府实现某种战略的工具，那么实施国家战略存在合理性。反之，如果政府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工具，那么就应该保证更多的个人自由，促进市场体系建设，让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

金岩石批林毅夫：钉在了经济学家的耻辱柱上

对于张维迎与林毅夫最新回合的论战，经济学博士，独立经济学家，鑫星伊顿投资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金岩石，近日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

当他(林毅夫)说，中国35年的高成长证明了政府“绝大多数政策是正确的”，这一句话把他钉上了经济学家的耻辱柱!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变量来源于巿场对旧制度的矫正!

金岩石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偶然看到林毅夫的辩解文章，学术争论中出现“牛口不对马嘴”有伤大雅。在林毅夫逻辑混乱的陈述中，至少有三个悖论值得思考：1，市场不完美，政府更不完美，两个不完美相加会等于完美吗?2，经济的高速增长能用来证明政府"绝大多数政策是正确的"吗?3，如果政府能"甄别"优势产业，国企为何不做?

我并不否定投资驱动增长，但如果增长以政府和国企的举债投资为主导，这还能说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吗?经济增长一靠人，二靠技术，三靠制度，这是经济学常识。林毅夫先生不知是从哪里学的"三驾马车"驱动论?

林毅夫先生是中国经济学大师级的人物，但他的两个著名观点令人难以苟同：1，中国经济还有20年保持8%左右增长速度的潜力;2，完善的市场需要有为的政府。关于(1)：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是劳动力供给，难道中国人长生不老吗?关于(2)：政府干预市场是由于市场不完善(市场失灵)还是相反?

叶檀：林毅夫先生太乐观

2013年4月，林毅夫在博鳌论坛上重申，仍需要靠投资拉动经济，未来20年，每年GDP增长8%的关键就是投资。

对此，财经评论员叶檀发文称,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不是投资或者消费的问题，而是谁在投资，投资效率如何，谁在消费，消费是否会增加纳税人负担?考虑到我国投资结构与消费结构扭曲程度，不提体制改革一味强调投资的重要，有失偏颇。这一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常识，不应该被遗忘。

经济结构改革在未来五年，甚至十五年都是重中之重，没有经济结构改革，强调投资，也许增加了贪腐的机会;强调消费，也许增加了三公消费与纳税人的负担。

最后，叶檀称，结构改革路艰且长，任重道远，林毅夫似乎过于乐观。

▌林毅夫的“坚持”：虽千万人吾往矣

事实上，除了以上这些，“批驳”林毅夫的声音还有很多，诸如“危险的”林毅夫、“官方经济学家”“屁股决定脑袋”等等。面对这些，林毅夫的回应是怎样的呢?

2014年，中国青年报这样记述道：

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将这些观点转达给林毅夫，并告诉他有人称其为“屁股决定脑袋”时，林看上去并不吃惊。

“我知道有些人给我贴上了‘政府派’的标签，国内的学术讨论很多是在用立场分人，用一派的立场去批判另一派的立场，而不看观点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个逻辑又是不是严谨。我的看法的确有很多是和国家政策不谋而合的，但是你要看，是我先说的，还是政府先做了我才说的?我是不是从1988年以后的思路都很一贯?别人的评价我管不了，但我知道我是按我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他仍然保持着一贯温和的语气，但显然，他并不认同那样的指控，“而且说我不批评政府，这也不对吧?”

他所举出的反例之一发生在2012年。当时，无论是决策部门还是学术界，都在谈论“如何将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消费为主”，而刚从世界银行归来的林毅夫却认为，中国仍需以投资拉动为主，“我几乎是唯一坚持的人了，如果是‘亲政府’，我不该这样子啊，不该顶牛的。”

面对反对观点，林毅夫用“虽千万人吾往矣”表达自己的坚持：

“学者不是政治家，不能因为‘可能’需要过正才能矫枉而去提出一个不正确的理论。要不然等这些观点变成社会思潮时，社会的变革将会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前苏联、东欧、北非的例子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学者该做的是明辨是非，而不是其他的。这也是我当初和小凯、维迎辩论的动因。”

2014年，林毅夫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

我其实不太在乎别人的评价，我不是不批判，我一直在谈问题呀，谈问题怎么能不批判呢，但我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我并不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反政府。一个完全思想解放的人，是没有预设立场的、是实事求是的。

第二，说我是“官方经济学家”不准确，我很少去为政府解释、辩护，我经常是建议该怎么做，通常我的建议都早于政府的政策一两年或更长，包括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新农村建设、以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作为反周期的举措等，我不敢说政府是按照我的建议去做的，但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我基本不去解释政府的政策是什么，我只是去发现中国正遇到什么问题，并思考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我相信他本质上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政客。”

“现在你所拥有的东西里，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

林毅夫的回答是：最值得珍惜的是亲人的谅解，还有同事朋友的支持。要做一件事，要付出很多时间，所以没有时间去陪家人，他们都能谅解，亲人的谅解非常难得。另外，一件事情并非一个人能做成，我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得到很多鼓励和支持。

事实上，与诸多“批驳”相对，支持林毅夫的声音显得格外珍贵。

“我相信他本质上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政客。从他写的东西来看，我认为是那些东西本身使他相信，而不是他为了迎合什么人说什么话。”

经济学家华生给出了这样的判断。他是为数不多表示“在承认后发优势占据主导这个问题上，我跟林毅夫更靠近”的学者。

“我也被人骂过‘投机’，用不着辩解，这太正常了。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舆论倾向，你在中国离开官方语境说话可能是更有市场的，但在印度你这么说话也许就没有市场。你坚持自己的观点，跟时髦的说法不太一样，难免会有被冷落，被排挤，被抨击的时候。关键在于你的观点能否在学术上立住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华生说。

水皮在《林毅夫缘何孤独?》一文末尾则这样总结道：

学者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这跟盲人摸象的道理一样，只有大家一起拼图才能还原真相。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谁能解释清楚，谁获10个诺贝尔奖都不为过。林毅夫和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最大的分歧在于他遵从于前人的研究逻辑，而其他人可能更多地遵从前人的观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反思的假想基础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如何过渡，改革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和参照系;所以，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是没有答案的，这也是为什么90%的中国经济学家就会说“NO”，也只能说“NO”，最终只会说“NO”，并且以“NO”标榜独立的原因所在。

说“NO”容易，说“YES”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