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于1997年前后告别低收入来到中等收入阶段，2016年预计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而经济观察史表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发生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这就意味着对中国的考验还没有真正到来，但2015、2016年我们已经实际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仔细梳理当前经济问题，表面上是“过剩”矛盾突出，经济升级的关键似乎应该是“去产能”或者“去杠杆”。然而其背后掩盖着大量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去产能”、“去杠杆”并不意味着资源将自然流至短板，也就无法消除亟待弥补的“短缺”。因此，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精准发力弥补短板，借助预期管理引导资源流向，加快推进经济升级，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

使中国经济更长时间

保持一定增速是战略需求

经济观察史表明，一个国家(尤其是人口超过1亿)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进入中等中间收入国家比较容易，从中等中间收入国家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也不是太难，难就难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最终跻身高收入行列。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发生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我国于1997年前后告别低收入来到中等收入阶段，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6560美元，2016年预计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就意味着对中国的考验还没有真正到来，但2015、2016年我们已经实际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对于中国而言，最终跻身并屹立于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在于经济增长保持在6.5%-8.5%的通道里运行足够长的时间。简单测算之后不难发现，按照年均7%增速预计到2023年才能迈进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如果经济增速低于7%，很难说清楚什么时候可以跨越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一个大型经济体以这样的时间长度晋级高收入国家，存在外部环境方面的很多不确定性，而如果速度再下滑，则可能出现较大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对于中国而言，速度目标是战略目标，速度需求也是战略需求。

从国际上的经验教训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是必要的。日本、韩国，甚至韩国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经济仍维持了一段时间8%左右的高速增长。相反，拉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过早地出现“刹车”，导致长时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

从中国经济现实与长远战略来看，经济长期低速运行并伴随着大幅波动，绝对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一旦市场信心被破坏，就会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形成经济发展“陷阱”。

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

还有空间，不能放弃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调整、转型、升级特征日趋明显。在传统产业、旧动力调整衰减、优化升级的同时，大量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不断涌现，可谓低迷中有繁荣。新旧动力的转换过程可能伴随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但同时增长空间也蕴于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之中，中国传统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巨大，而新经济增长空间才刚刚开启。

基础设施仍然存在“补短板”需求

近年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较快，明显高于房地产开发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中西部铁路、农村道路、城市地下管网、污染治理、农田水利等方面。伴随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大量城镇将升格为中小城市，“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实施等，基建投资需求前景广阔。根据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的测算，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将存在10至20万亿美元的投资缺口，将为中国基建产能输出、带动相关投资提供巨大平台。

环保投资一直是经济投资“短板”

“十一五”期间，全国环保投资仅为2.2万亿元，“十二五”期间升至4.1万亿元，但远远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INDC)目标，中国从2016年到2030年将投入30万亿元人民币，“十三五”期间环保投资将达到10万亿元左右。2015年中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速高达24.4%,2016年在投资整体下滑的背景下仍然显示了良好的增长势头。

技术升级改造的投资需求空间巨大

当前中国装备工业增加值率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6—8个百分点，而与此对应的则是技术更新改造投资增长缓慢。2015年，全国新建和技术改造类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重14.6%，比2010年提高不到1个百分点。虽然研发经费投入持续上升(2014年占GDP比例2.05%)，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投入强度水平，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3%—4%的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未来投资需求空间巨大。

如果未来技术改造投资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将成为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加快，高技术产业投资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6年1—4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5.1%，比全部投资增速高4.6个百分点。尽管当前高技术产业投资总量不大、比重较低，但快速增长态势符合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尤其是，在当前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减缓传统产业投资下滑影响。

消费需求空间巨大，文、体、娱前景良好

2013年以来，新兴消费业态快速发展，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升级类商品和服务不断涌现。2015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超过60%，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显著增强。

中国13亿多人口规模、人均GDP8000美元经济水平带来的消费力量，在世界经济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目前一线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已经接近发达经济国家，二三线城市正在向一线城市靠拢，农民消费需求结构日益城市化。数据表明，中国年均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资产1000万元的富人阶层也不断涌现。中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0—40%之间，根据联合国标准，已属于相对富裕国家行列，居民消费开始由“享受型”向“休闲型”阶段转变，消费需求结构与档次已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消费领域的上述阶段性变化加之庞大的人口规模，将推动整体消费能力持续提升。

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作为全球智能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自2012年以来中国居民数据流量使用的增速达到三位数;旅游消费需求连年持续高速扩张，出游方式趋于多样化;文体娱乐消费增速居全球前列，2015年电影票房收入达68亿美元，增长近50%，增速居全球前列，2016年1—4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同比增长17.1%，明显高于消费平均增速。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经济体。新产品不断涌现，高端电子信息产品和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等产销量迅速增长，2016年1—4月，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92.5%，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增长47.3%，智能电视增长25%，智能手机增长10.8%，新能源汽车销售同比增长131.1%，其中纯电动汽车销售增长171.2%，4月份则分别同比增长190.6%和 243.8%。

居民部门杠杆率较低，储蓄水平较高，为消费发展与升级提供支持。目前，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还不到40%，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70%以上的杠杆率相比差距甚大，而储蓄水平较高，提高居民部门杠杆率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前景良好。

国际市场需求仍然较大，不一定悲观

近年来，中国进出口贸易整体延续同比下滑态势，近期呈现回稳势头。与此同时，外贸发展结构持续优化，转型升级在加快，对国际市场需求前景不必过于悲观。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消除，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中国外贸环境也将得到改善，为对外贸易增长创造支撑。而由于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出口在全球中的占比不降反升。

2015年，中国出口占到到全球总量的13.8%，比上年上升1.5个百分点，比2010年上升3.5个百分点。高附加值出口快速增长，中高端产品出口占据主导，低端产品出口占比显著下降，一般贸易占比上升，加工贸易占比下降。2015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28.8%，比上年增长0.4%，一般贸易占到进出口总额的54%。2016年1—4月，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上升至近30%，一般贸易占同期进出口总额的56%，比一季度提高1个百分点，比2015年同期提升近1.6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占比不断下降。

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端科技产品深受亚洲各国的欢迎。这标志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突破正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高端科技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在全球具有绝对竞争优势

还应该看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在全球具有绝对竞争优势，国际经贸关系不必拘泥于商品出口市场，实施“中高端”战略可以降低国际贸易摩擦，带动国际贸易需求。中国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大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位居全球前列，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巨大需求将带动中国相关对外贸易和投资发展。

中国2013年以来提出的“中高端”战略是十分明智的。“中高端”战略既符合中国经济能力，又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不仅新兴经济体对于中高端产品有着需求巨大，受制于绝对成本与相对成本原因，发达国家对于中高端产品也有大量需求。中国应坚定实施中高端战略，既错开了与欧美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高端竞争，而且开放高端市场增强对欧美日的吸引力;又错开了与新兴经济体的低端竞争，有助于不断加强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

中国经济升级的首要任务是补短板

仔细梳理当前经济问题，诸如产能过剩、M2过多、杠杆率过高、企业亏损不断增加，表面上是“过剩”矛盾突出，经济升级的关键似乎应该是“去产能”或者“去杠杆”。然而，经济表面“过剩”的背后掩盖着大量的结构性矛盾，低端落后产能过剩与高端先进产能不足并存，简单的“去产能”、“去杠杆”并不意味着资源将自然流至短板，也就无法消除亟待弥补的“短缺”。因此，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精准发力弥补短板，借助预期管理引导资源流向，加快推进经济升级，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故而，“补短板”比“去产能”、“去杠杆”对于解决当前经济问题更具紧迫性，更具针对性，也更具战略意义。

从实践上来看，产业竞争优势不取决于规模，而是取决于是否掌握核心技术。而我国在全球核心技术实力排名中，只处于入门级，工信部长苗圩更直言，在全球制造的四级梯队中，中国尚处于中低端制造领域的第三梯队。很多中国企业因为缺乏核心技术而深陷“产能过剩”泥潭：我国材料和制造业大而不强，以钢铁为例，年产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却仍生产不出一些特种高质钢材;高性能飞机发动机严重依赖进口，国产大飞机项目一度搁浅;汽车发动机主要是外资、合资品牌;医药行业仿制药占比超过90%，外资医疗设备垄断国内市场。核心技术缺乏，一方面制约了优势产业产能扩大，另一方面不能使过剩产能中的经济资源顺利外流。此外，一旦发达国家与我国爆发政治经济摩擦，我国的这些优势产业、企业很可能受制于人。

因此，补“核心技术”之短板，不仅可以扩大产能，提高有效供给，而且可以引导资源和就业向优势产业、企业流动，进而解决其他企业产能过剩、就业不足等原因。

“补短板”不仅要明确方向，更要落实举措。“补短板”不仅是给予优惠政策，更要加大有效投资。投资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合理扩大投资尤其是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是补短板、调结构的有效手段。当然，启动投资手段要特别注重投资方式和投资方向，集中于技术升级以及产业结构升级，防止无效投资，即应当重点鼓励投资于诸如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民间投资、万众创业与万众创新是激活市场的重要途径，但国家层面重大技术集中攻关、行业性技术升级规划，产品层面的国家标准制定与监管到位，法律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层面的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资本层面多元化、多层次市场建设等，更具有战略意义。对此，决策层应有充分认识和坚定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