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从１９８１年的汇率改革，到１９８５年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的并轨，到１９９４年成立了外汇市场，再到１９９６年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最后到２００５年这次汇率机制的改革，这个改革过程，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资源配置逐步优化思路一步步推进的过程，总体方向是清楚的。”周小川说。

    基于资源配置逐步优化，银行业改革也在世纪之交被提上日程。２００２年前后，国际上的一些经济类刊物纷纷刊文，指出中国的商业银行濒临“技术性破产”。

    “当时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中国金融体系是个定时炸弹，也有人说中国金融体系技术上已经破产，这些说法在２００２年集中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警示，我们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２００２年国家召开了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要加快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改革步伐。”周小川说。

    事实表明，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金融业面貌大幅改善。目前我国金融业资产总量达到８６．５万亿元，比２０年前增长了５３倍。２００８年我国金融业实现税后利润５８３３．６５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６％。工行、建行和中行三大银行跻身全球大银行市值排名前列，上市公司总市值跃居国际资本市场前列。截至２００９年６月末，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５６００余家，各类证券公司１０７家，各类基金管理公司６０家，期货公司１６２家；寿险公司５６家，财险公司４７家。

    在一系列金融改革的推动下，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不断得以优化，企业合理有效的信贷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极大地释放了企业活力和社会生产力。与此同时，中国百姓的金融生活也得以不断满足，从银行卡到股票，从贷款消费到保险产品，中国人正在享受着更优质的理财产品、更方便的金融服务。

    “从游离在国际金融秩序之外，到国际金融地位的显著提升”

    这是一张周小川近期出席国际会议的日程表：２０天前在英国伦敦出席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１５天前在瑞士巴塞尔出席国际清算银行行长会议，８天前在法国巴黎参加金融稳定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目前正随中国代表团参加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

    中国央行行长频频出席国际会议的背后，显示出中国国际金融地位的显著提升和金融话语权的不断提高。

    ２００９年３月，在Ｇ２０伦敦峰会召开前的一周内，周小川连续发表三篇署名文章，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危机的应对以及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等话题，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引起世界的关注。

    “话语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成就，经济跟金融是互动的，经济大了，所以中国的金融也受到重视，这是中国自身努力的结果；此外，由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我们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的，这也增强了我们的发言权。”周小川解释说。

    ６０年来，中国金融业凭借其不断努力日益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人士认为缺少现代金融管理经验的中国，将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金融体系和货币制度，中国金融事业在国际上被忽视，中国也长期游离在国际金融秩序之外。不过，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在１９８０年，我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实现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增资，份额排名从第十一位上升至第六位。此外，我们成功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收入委员会、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高层委员会和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打破了一直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推选董事的局面。中国所代表的立场和政策主张越来越为世界关注。

    这种关注，不仅仅是对中国经济地位和金融体系的关注，同时也是对中国金融业所走道路的关注。当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中国金融业并未遭遇明显的震动，这一方面跟我国与国际金融市场没有完全接轨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金融业始终采取稳健的、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模式，这种模式立足中国金融业国情并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坚持金融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循序渐进，抓住时机实现创新。

    够细心的话，可以在周小川办公室里发现这一模式的痕迹。到过周小川办公室的人，在发现书柜中涉猎广泛的各类书籍的同时，还会发现作者署名为“周小川”的音乐剧文集、悬挂于墙上的西方抽象派绘画作品……这样的细节，人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是一位金融改革者对中西文明兼容并蓄的一种态度，也可以将之视为是今天中国金融业“引进、吸收、创新”发展路径的细微注脚。

    在这样的发展路径下，中国金融市场、中国金融机构正出现并站立在了世界舞台的显要位置。“不过，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改革道路还是很漫长的，我们不要太在意现在自己在世界的排名。金融行业要特别强调与时俱进、强调风险意识，什么时候都不能自满。”周小川强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