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资本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天然联系，投资比较理性，在客观上会加速相关投资建设进程和提高投资效率，同时也能够大大缓解政府因投入能力有限制约城镇化发展的“瓶颈”约束。

　　新型城镇化，“新”在哪儿?

　　当前关于城镇化发展有六个有争议的问题，一是城镇化在主导力量上是市长还是市场，政府该做什么?二是扩大内需是大搞公共投资还是扩消费、扩民间投资?三是方向上是地和物的城镇化还是人的城镇化?四是市民化是盲目激进的户改、土改还是稳定就业加公共服务?五是城市体系是大城市偏向还是均衡发展?六是有没有新型城镇化，城镇化要不要转型?

　　在过去30年时间内，我国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时间才走过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是难以为继的，必须转型。城镇化发展要转型，必然就有新型城镇化。

　　我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新”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要有新方向，从偏重土地向注重人的城镇化转变，基本的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独享向常住人口全覆盖转变;

　　二是要有新目标，从数量增长型城镇化向质量提高型转变;

　　三是要有新模式，资源配置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三中全会最大突破和理论创新是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样我们的企业家就会面向市场而不面向市长;

　　四是要有新方式，从粗放高物耗的方式向集约绿色低碳的方式发展;

　　五是要有新路径，新型城镇化要两条腿走路，通过大城市发挥辐射效应，规模效应，以大带小建城市群，在农村城镇化方面要依托县城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人口异地转移与就地城镇化并重;

　　六是要有新动力，城镇化必须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实现产城融合，避免“空城、鬼城”。新型城镇化要健康发展，就必须理清过去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偏向，要防偏纠偏。

　　具体而言：第一，城镇化不是越快越好。我们看国外的城镇化实践。2011年，德国的城镇化率只有74%，美国只有80%多一点，城镇化率最高的是阿根廷，达到了92%。而且阿根廷在100年前人均收入就达到了3000美金，进入中等收入行业，和当时的美国一模一样。但是美国经过100年的发展成为强国，阿根廷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说明城镇化率不是越高越好，城镇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

　　第二，城镇化不等于消灭村庄。过去10年我国自然村的数量从360万减少到270万，就是平均每天有30个自然村落消失，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第三，城镇化不等于造城运动。我们有一个县财政收入只有4亿，提出要打造东方的迪拜。一味的“造城运动”光有表面上、物质上的高楼林立，不能从根本上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不能解决真正的民生问题，也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第四，城镇化也不等于房地产化。城镇化会为房地产带来商机，但是如果我们的城镇化完全建立在房地产支撑基础上，就可能会导致“空城、鬼城”。

　　第五，城镇化不等于透支未来。美国工业城市底特律破产，就是因为底特律有高负债180亿美元，以及产业空心化问题。在经济辉煌的时候底特律有180万人，现在只剩下70万人。

　　第六，城镇化不等于摊大饼。要避免大城市病，防止人口过度膨胀。

　　新型城镇化为民企带来无限商机

　　新型城镇化将会拉动投资需求、引发消费需求，为企业的新一轮发展带来无限商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突破和理论创新是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构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发展模式。通俗来说，是在“听市场”还是“听市长”的问题上，强调市场是首要的、“决定性”的。

　　城镇化健康发展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发展模式，就必须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引导民间资本推进城镇化建设。因为市场主导的主要标志就是民间投资推动城镇化。

　　民间资本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天然联系，投资比较理性，在客观上会加速相关投资建设进程和提高投资效率，同时也能够大大缓解政府因投入能力有限制约城镇化发展的“瓶颈”约束。具体到民营企业，又应该做什么呢?根据我们的调研，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可以把握九方面的机遇。

　　第一，城镇化能够拉动巨大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单靠政府投入，会因缺口过大而滞缓城镇化进程，也会加大政府债务风险。要完善公共私营合作制(PPP)，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能源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投资城镇化的机制。

　　第二，城镇化将引发服务业大发展。要利用当前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鼓励民间资本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激活多种市场主体在服务业中更加高效地配置资源，更加活跃地展开竞争，改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短板”局面。

　　第三，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需要加快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要引入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加快公共服务发展，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有效推进公共服务向城镇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加快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第四，数以亿计的人口城镇化浪潮将引发巨大的住房需求。要引导民间资本在扩大全社会住房和商业地产供给的过程中，参与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化解由政府主导保障房建设所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实现房地产管理从行政主导的需求管理转向供给和需求平衡、以供给为主的长效管理，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第五，城镇化“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发展将为民间资本提供巨大市场空间。要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绿色发展，实现城镇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发挥市场机制在治理城市污染中的作用，提高城镇化环境质量。

　　第六，城市产业升级需要民营科技企业发挥助推作用。要引导民间资本和科技人才向创新企业集聚，营造“创业+创新”共生共荣的环境，发挥人才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第一资源”的作用，使更多企业家懂科技，更多科技专家懂市场，鼓励民间资本和民营科技企业为推进产业升级和制造业的高端化作贡献。

　　第七，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有助于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升级。要利用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的机遇，鼓励民间资本发展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

　　第八，农村城镇化和新型社区开发是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多元经营、城乡兼顾的龙头型民营企业担当就近就地城镇化的市场驱动主体，有利于形成产业兴、人口聚、小城镇成型的良性互动局面，实现农民、企业和地方政府多赢。

　　第九，城镇化必须有坚实的产业支撑，市民化必须建立在稳定就业的基础上。要鼓励民间资本大力发展面向创业的中小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业态，构建有利于创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多层次金融体系，支持农业转移人口的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 辜胜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