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北京每年新增常住人口以五十多万的数量剧增，而土地供应却远远跟不上需求。在保障房缺失的情况下，所有人都被逼进了商品房市场。地方政府一次次强力调控，却挡不住狂飙的楼价。当年归罪于温州炒房团，如今究竟是谁之过?

　　2013年11月中旬，举办完婚礼17天后，王涛牵着大肚子妻子的手，走进南昌市民政局的离婚登记处。交完9块钱工本费，拍完照盖完章，他俩终于领到了盼望已久的离婚证。

　　这对夫妇在北京定居已经第六个年头，如果不是为了弄出个首套购房资格，他们也不会千里迢迢地跑回老家离婚，光机票钱来回就花掉了2400块。

　　不过这些折腾的高成本，比起王涛的购房成本就不值一提了。这对夫妇六十多平方米的爱巢位于东五环外，由于孩子即将出生，他们计划换成一套80平方米的两居。由于有过贷款记录，第二次买房他们必须支付七成的首付。通过离婚让没有过购房记录的妻子买房，是最简便有效的降低首付及避税的方法。

　　为买房而挣扎的王涛们，成为了2013年北京楼市狂飙的注脚。在经历了连续三年的房地产调控之后，首都房价不仅没有丝毫回落，反而在最近一年迎来了新一轮全面上涨的浪潮——从2012年初开始，北京房价已经连续上涨超过了20个月，仅在2013年9月的涨幅就高达20.6%，不少项目在2013年过去的日子内涨了七八成。

　　人们甚至对数字失去了感觉，房价、地价不断刷新历史纪录，买者依旧如云。融创董事长孙宏斌最近称，其2013年9月份以每平方米楼面价7.3万元买下的北京农展馆项目，售价最高将超过30万元/平方米。

　　“房子卖到30万一平方米，大家还觉得不贵，北京楼市已经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九龙仓商业总经理魏青山向南方周末记者这样感叹。

　　作为中国楼市政策的试验场和风向标，也是楼市调控最严厉最全面的城市，北京楼市的走向对于中国楼市有着决定性影响。2013年10月23日，北京市住建委出台了地方版的楼市调控新政“京七条”，随后，上海、广州、深圳和武汉等城市相继跟进，以北京楼市政策为标本，出台“一刀切”的收紧措施。

　　“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因为北京得了肥胖症，全国都要跟着减肥，但事实上，有的城市才刚刚启动城市化进程。”阳光100置业集团董事长、总裁易小迪这样评价北京楼市的特殊意义。

　　“除非国务院搬走”

　　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后不久，第一个温州炒房团抵达北京，这个团共134人，创下了过亿元成交额。

　　2013年10月，在北京一个房地产论坛上，有记者问到任志强(微博)北京房价什么时候才能降下来，任志强不假思索地说：“除非国务院搬走。”

　　北京堪称全世界“城市病”的典型案例。这里坐享了中央政府在政治、财政、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以此具有强大的吸附能力。万科集团执行副总裁毛大庆曾测算，中国中学100强中，仅北京和上海就占了60个名额，剩下的40个在其他几百个城市间分配。

　　而相比为官僚、人情与僵化体制束缚的大多数二、三线城市，北京更是年轻一代中国梦的承载——官方数字显示，北京市每年新增常住人口以五十多万的数量增加，新增结婚家庭也达十多万户。

　　不仅是大学毕业生与北漂族，从山西煤老板、温州炒房团，乃至全中国的富豪、公务员阶层，都纷纷聚集到北京六环内226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绰号“房姐”的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被查出在京拥有41套房产，山西一个县的煤炭局局长甚至被查出在北京二环边有35套房子。

　　誉翔安代理行合伙人赵敬川在2003年进入房地产业，成为了建外SOHO的一位楼盘销售员。此前，他是一位夜店歌手，每个月还为1600块的房贷发愁，但做楼盘销售的第一年，他就挣了30万——在2003年，他父母攒了一辈子也才攒了30万积蓄。

　　他接的第一单来自山西煤老板家族——一位农村妇女打扮、一嘴很浓醋味的大姐。这位大姐决定买三千多万的房子，签约那天赵敬川在售楼处等她，快到两点半了，她还没到，赵敬川于是给那位大姐打了个电话，大姐说，“我坐938公交车，马上到站了。”

　　赵敬川不信买几千万房子的富豪是坐着北京公交车来的。他站在建外SOHOA座27层窗口看着公交车站，果然过了几分钟，938公交车到站，一个熟悉的身影下了公交车。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赵敬川。

　　活跃的投机客们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让市场惶恐不安。在北京，房价迅速地攀升尚未引起本地人的警觉，但精明的温州人就已经开始行动了。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后不久，第一个温州炒房团抵达北京，这个团共134人，创下了过亿元成交额。

　　但有限的土地资源已经无法支撑如此巨大的购房需求。自2004年住房销售面积攀上2200万平方米大关后，8年来一直未有进一步突破。

　　与此同时，2012年的住房销售额却已是2004年的三倍多。尽管走上了“摊大饼”的不归路，从四环、五环一路扩展到了六环，但新房和二手房叠加，每年的供应量也只有二十多万套。万科副总裁、北京万科总经理毛大庆称：“这还不到一年新增人口的几分之一，更不要说四环内的中心城区供应量了。”

　　任志强称，在2005年的北京市总体规划中，北京市一度将通州确定为“中心城行政办公、金融贸易等职能的补充配套区”，将北京市区内的政府机关搬迁到通州去，以此缓解中心城区的压力。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主导了这个规划。

　　但随着王岐山上调中央，此后的规划中对通州新城的定位，逐渐淡化了“北京新政务中心”的说法，政府机关搬迁通州的工作随即搁浅。

　　运动式调控

　　“从1998年到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适用房总共才建有3.5亿平方米，其中有2亿平方米是在1999年竣工的，可见其后的保障房建设有多滞后。”

　　中房集团理事长孟晓苏(微博)把保障房停滞的2001年视为北京房价的转折点。他称1998年房改时，国务院曾经提出了要建立以保障房和商品房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然而在其后的十年里，地方政府主动忽视了保障房建设。

　　“从1998年到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适用房总共才建有3.5亿平方米，其中有2亿平方米是在1999年竣工的，可见其后的保障房建设有多滞后。在商品房大蛋糕的利益诱惑面前，政府完全忘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孟晓苏感叹说。他是总理李克强的研究生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