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红利到制度红利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随着我国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达到峰值，过去两年都是呈绝对减少的趋势，人口抚养比也开始提高，标志着人口红利在中国即将消失。随之而来的是老龄化趋势加剧，“未富先老”问题凸显。如何应对这一局面，继续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记者：什么是人口红利?它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蔡昉：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红利”的含义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改革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使中国得以享受人口红利，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按照人口转变规律，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必然发生，我国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

　　记者：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如何应对“未富先老”的状况?

　　蔡昉：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但是，中国的人口转变更是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步伐推进。人口转变与人均收入提高之间的这种缺口，可以被表述为“未富先老”。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关键在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换句话说，由于人口转变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形下，老龄化趋势仍将继续，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应该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予以缩小，并最终得到消除。

　　记者：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怎样实现从人口红利向制度红利的转变?

　　蔡昉：既然人口红利消失和经济增长减速是规律性现象，我们需要学会接受这个现实。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仍然存在着诸多体制性障碍，妨碍生产要素供给能力、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潜力的充分挖掘，通过在重要领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获得制度红利。这种制度红利不仅足以抵消人口红利消失对潜在增长率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协调、平衡和可持续。

　　就中国的国情来说，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物质资本积累上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有着巨大差距，因而无论是在资本还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中国都不具有比较优势。

　　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减少以及转移速度的减慢，劳动力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淡化。今后要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应重点推行户籍制度改革。首先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变成市民，这部分人就变成了稳定的劳动力，直接改变了劳动供给。其次，户籍制度改革让政府在制度上激励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提高人口转移的力度。第三，农民工变成市民后，享受各种社会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能够像市民一样消费、生活，这可以改善内需中的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协调、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