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称，京版房产税试点方案已经上报，人均住房面积的免征线比两年前沪渝房产税试点的版本更为严厉。消息一出，北京市各部门抢着“辟谣”，力图撇清关系，对消息本身不置可否，最多表示其“与事实存在差距”，这就有点意思了。

　　房产税试点已届两年，除经国务院同意的沪渝两地外，尚没有第三个省份或直辖市接棒。湖南湖北此前传出消息要试点也被当地否认，此次北京的态度似乎表示，谁都不太愿当第三个吃螃蟹的。原因何在?名不正言不顺，反对声浪太大;吃法不科学，满嘴蟹壳却没肉——这螃蟹不好吃。

　　房产税的名目早已有之，试点只不过是修改了1986年《房产税暂行条例》中的免税条款，对公民的部分非经营性房产恢复征税。中央的初衷是通过税收这种市场化而非行政限购的方式，让人均住房面积超标的房产所有者重新权衡利弊，引导房地产市场朝着平衡住房供需和抑制过高房价的方向发展。地方也希望能通过房产税来培育新税源，以便在土地财政和营业税风光不再的未来有所依靠。

　　初衷无疑是好的，但税收是一国之策，必须按照税收法定的原则来实行，但至今房产税试点尚未获得立法机构的授权，这是反对声颇大的首要原因。《房产税暂行条例》是全国人大授权给国务院的，按照《立法法》第十条不得转授权的规定，全国人大未审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同意沪渝两地试点，本就有违程序正义。更何况修改《房产税暂行条例》，其权力在人大，各级政府在中国税制体系里是无权新设或修改税种的。

　　撇开这一点，已实施两年之久的沪渝房产税试点，至今仍看不出切实成效。两地更多是把房产税设计成限购政策的辅助，这一点在征税对象和减免标准的户籍界分上体现最为明显，有户籍者两套房起征，无户籍者首套房起征，照顾本地人和控制城市总人口的目标隐隐若现，这显然与税收制度的受益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相违背，不公平的反对声也由此而起。

　　不仅如此，被赋予多重社会功能，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以上海为例，即便把对居民住房征税的数据和经营性房屋如工厂、车间等这些本就征收房产税的数据加在一起，上海2011年征收的22亿总额尚不及当年土地出让金或者是营业税收入的零头。免征标准太低、各种社会功能环绕包围，甚至连一碗水都难以端平的房产税，被看做培育新税源的基石，恐怕是期冀过高了。

　　实际上，有关房产税试点的争论反映了公众对于税收公平和正义的不同理解，而税收本质上又是国家与社会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重要方式。地方政府回避房产税试点，表面上看是因为怕众口毁誉，实质上是由于整个收入分配改革缺少顶层设计迟迟不出方案，这种犹疑只是在房产税领域的一个投影而已。

　　因此，何妨以试点两年的房产税为突破口，以法治的公平正义原则设立一套自上而下的行动流程，该修法的修法，该规范的规范，该出细则的出细则，为其他领域的收入分配改革做出示范，以此启动久拖不决的改革列车。至于房产税本身，首先应该回归法治轨道，以确保各级政府恪守其调控权的必要限度，防止在未来的推行中矫枉过正，征收过头税。惟其如此，才能保证一项改革既不会原地踏步、踟蹰不前，也不会一味冒进、无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