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杨

　　APPLE、GE等大型制造业岗位回流美国，一直是奥巴马政府翘首以盼的。为此目的，奥巴马曾召集14家大型企业负责人，在白宫举行主题为“内包美国就业机会”的圆桌会议，敦促企业将更多海外岗位带回美国本土。

　　诚然，众多跨国公司植根于美国，运营核心和主要消费市场仍集中于欧美，制造业回流将给欧美发达国家带来诸多现实好处。在长期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上，这是制止发展中国家快速赶超的重要手段，没有制造业外包，也就不会有资金、技术和资源的扩散。而一旦失去了全球化的“扩散效应”，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短短数十年内完成工业化进程将难于登天。从短期社会稳定角度看，制造业回流也有利于降低社会就业压力，稳定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复苏。然而，从经济效率和跨国公司运作本身来看，这一政策存在中长期难以回避的“低效”问题。

　　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欧美都是在本国制造，对外输出产品，但这种模式是建立在其他国家现代文明程度还非常落后的背景之下的。而眼下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程度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已全面缩小，且二战之后各国民主自由意识大增，再回到那种近似掠夺或直接战争殖民的形式根本不可行。

　　而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全球化的价值在于将一国市场经济和产业分工扩散至全球范围，以提升整体经济运行效率。制造业岗位错位回流美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干预与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因为政府干预带来的优惠政策难以长期持续，随着赤字上限的不断提高，美国财政紧缩压力将不断加大，一旦经济出现好转迹象，优惠补贴撤出将成国会辩论的首要问题。比如QE3政策将很可能在今年到期。通常，跨国企业的全球化成本包括研发、成本、运输以及销售的成本。销售成本由于一般固化在某个国家内部，因而基本不需要考虑全球化的影响。由于跨国企业市场的全球化，如欧美生产需要运输到发展中国家销售，发展中国家的生产需要运输到欧美市场销售，因而制造业某种产品在美国生产并不绝对降低运输成本，甚至可能增加运输成本。考虑到海运成本摊薄到单位商品上的成本实际并不高，因而也不可能是影响跨国企业运作的主要因素。由于欧美技术创新能力更强，且更贴近终端消费市场，所以即便是发展中国家也大量在欧美设立研发中心。不论研发成本如何，所有跨国企业都倾向于将主要研发岗位留在欧美。但制造业岗位回流主要涉及生产性岗位，实质上与研发成本无关。

　　那么，唯一剩下的主要影响因素就是生产人工成本了。《大西洋月刊》撰写的长篇论著《内包景气》(The Insourcing Boom)提出了一些数据来论证中国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涨，并且在不久的未来可能超越美国。但这样的数据和分析显然“不靠谱”，作者很可能没有到中国实地调研和分析过。就说能源价格吧，即便美国天然气是中国的四分之一数据为真，也不过是静态的。天然气不是高科技限制出口商品，若真有这么大的价差，中国将从美国大量进口天然气以平抑价格峰值，相信美国天然气出口商将迅速进入中国市场。《内包景气》中提到目前中国工人工资为2000年的5倍的数据真实性有巨大疑问。《美国生产复兴——为何制造业将返回美国》提供的2010年中国工厂每小时工资8.62美元的数据更荒谬。照此估算，中国工厂工人平均月工资要达到9500元左右!

　　另一方面，《内包景气》提到的美国工会愿意接受的分层薪资方案，其中70%工种将获更低报酬，每小时只得约13.50美元的报酬，几乎比以前低了8美元。这看起来更多是临时性的妥协，并无长期效率。如按美国工人时薪21美元计，目前中国工人工资最多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关于中国工人工资将持续上涨的假设同样无法成立。中国政府确实提出了收入增长计划，但提高直接工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而更重要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强化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提高技术和劳动收益率。再说，中国90%以上的劳动力在民营企业就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民营企业家很可能选择将工厂转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实际操作中，最低工资线往往远低于真实工资水平，参考这一数据计算工资增长率并无多大现实意义。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未有大的提升，不太可能持续提高整体工资水平。因而所谓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赶英超美应是不顾事实的胡乱猜测。马洛·F·纪廉(Mauro F. Guillén)和埃米利奥·翁蒂韦罗斯(Emilio Ontiveros)合著的《全球转折点》(Global Turning Points)就驳斥了中国可能主宰全球的言论，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国家将会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经济全球化乃大势所趋，逆时代和潮流的制造业岗位错位回流美国难以形成大气候。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资深宏观经济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