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燕（环渤海财经网配图）

环渤海财经网记者李杨林，日前刚刚闭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对世界经济走势给出了“整体减速”的研判。为此记者李杨林就有关问题采访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以下是采访内容。

李杨林：世界经济具体面临怎样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情况还会继续恶化吗?

张宇燕：把握世界经济的态势，我们可以依据五个指标来分析。

第一个是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由于欧债危机久拖不决、美国“财政悬崖”日益逼近、新兴经济体转型艰难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全球产出增长率大约只有3.3%。一般来说，全球经济年增长速度如果低于3%，就算出现了衰退。可见，说今年世界经济在衰退边缘徘徊并不为过。具体来看，美国今年的增长率约为2.2%，欧元区则可能是-0.4%;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也会下降，今年大概在百分之五点几。

第二个是通货膨胀。今年全球通货膨胀情况总体来讲稳中有降。但需要注意的是，通胀率不是越低越好，因为它是与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随着美国第三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和欧洲央行推出不限量购买债券的OMT，即直接货币交易，流动性势必大幅度增长，通胀率的未来走势并不乐观。

第三个是失业率。多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美国的失业率今年大概平均是8.2%，虽说比去年和前年有所下降，但仍处于历史高位。如果考虑到劳动参与率的下降，美国的实际失业率应该在14%左右。欧元区的情况就更糟糕了，其失业率连续3年都在10%以上。

第四个是贸易。3年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的放缓态势非常明显：2010年是 12.8%，2011年是5.9%。世贸组织本来预测今年贸易增长可能达到两位数，但最新预测则大幅下调至3.2%。除增长速度下滑外，国际贸易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尽管全球化进程在加速，但全球贸易正呈现出集团化发展趋势。比如，日本对东盟和中韩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50%，德国对欧盟内部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67%，美国出口的一半以上集中在加拿大、墨西哥和拉美等邻近地区。

第五个是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在这方面，我们马上想到的是欧债危机。但数据显示，欧元区当年债务占GDP的比重，2010年是6.3%，去年是4.1%，今年只有3.2%。而美国是多少呢?2010年是10.5%，2011年是9.6%，2012年是8.1%。日本跟美国的情况差不多，连续3年债务占GDP的比重都超过9%，今年很可能超过10%。可见，不仅仅是欧洲有问题，整个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问题都很严峻，且短期内还很难得到解决。

至于明年世界经济的情况，我的看法是将会比今年稍微好一些，经济增速高出半个到1个百分点的可能性比较大。

李杨林：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是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重大危险因子。有观点提出，人“懒”却还大手大脚花钱，是欧债危机蔓延的主要原因。

张宇燕：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后，欧美各国一直在尝试通过政策调整使经济走上正轨，但效果不太明显。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境况，表面上是财政出了问题，实际上却是由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层面的问题共同引发的。除了你说的劳动者方面问题外，还有货币联盟与财政联盟不匹配等原因。进一步来看，问题主要出在这些国家的发展面临着结构性矛盾，整体呈现出“日本化”的趋势。

所谓“日本化”趋势，主要有四个特征：

一是政府债务积累达到或接近不可持续的状态，财政政策空间越来越小。

二是常规货币政策失灵，或曰陷入 “流动性陷阱”。名义利率再怎么低也于事无补。短期内唯一可用的只有非常规政策，如由央行直接扩大基础货币的发行量，但这很可能会遗患未来。

三是人口老龄化。这在日本、欧洲非常明显。美国看上去情况不错，但每天一万“婴儿潮”人口退休，已经并将持续给美国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四是政治决策艰难。政府究竟应该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如何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国内危机和外部竞争，已经成为当下美国持续争论的焦点，且双方观点严重对立。

发达国家“日本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经济低速增长，其增长率维持在2%—2.5%很可能成为常态。

李杨林：有分析人士警告，受欧美经济和金融环境 “不确定性”影响，亚太地区经济放缓的风险可能比预期的要大，历时也可能更长。

张宇燕：各种外部和内部问题都可能让亚太地区增速放缓，如资本流动的突然加速或放缓、发达经济体增长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内积累的长期问题发作和不适宜的经济政策等。总体来看，亚太未来的增长会比过去10年有所放缓，但仍会比欧美增速高出4到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和印度经济在未来10年大致会维持一个中高速增长，比如7%和4%以上的增长率。

李杨林：巴西财长曼特加不断抱怨，发达经济体的过度宽松措施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大的通胀压力，是在发动“货币战争”。

张宇燕：确实，美国第三次量化宽松和欧洲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很可能导致全球流动性的增加，并将对全球物价水平特别是初级产品的价格、资本流动、汇率变动等产生很大影响。对中国有一个更为明显的影响，就是外汇储备的保值问题。美欧流动性扩张的背后是不是有债务货币化的目的，尤其值得警惕。毕竟，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曾主张，要把通货膨胀率推到5%以上，以此来化解美国的债务问题。

大宗商品价格的未来走势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它主要取决于两种基本力量的角逐：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态势在需求层面不足以支撑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另一方面，美欧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却在不断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输送动力。具体到能源，中东局势突然失控和美国油气资源开采技术突破及广泛使用，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能源价格。今年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即美国能源有走向相对独立的趋势。如果美国坚决走积极开发和有效利用页岩气等传统能源的道路，其地缘政治选择亦会发生变化，对此我们需提前应对。

李杨林：近来，美国“封杀”华为、中兴，欧盟对中国光伏企业展开反倾销调查等，不约而同地传递了贸易保护主义恶性膨胀的信号。这对于国际贸易复苏、世界经济回暖无疑又是一记重拳。

张宇燕：贸易保护主义是经济健康增长的死敌。美国和欧洲封杀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短期看可以保护其国内市场或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但长期看受损的还是他们自己。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损害尤甚。

李杨林：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出口1863.5亿美元，增长9.9%，单月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与东盟及俄罗斯等金砖国家的双边贸易延续增势，是一大亮点。对此，你有何看法?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洲陷入债务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如何在逆境中实现突围?

张宇燕：说中国经济需要“突围”，我感觉话有些重了。外部需求增速减缓是事实，而且可能常态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利用国际规则对我们实行各种“围堵”，也确实构成了挑战。不过，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站在了一个更高的新起点上。在未来10年，年均增长7%—8%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吻合。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包括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中日韩三国今年5月份宣布启动自贸区谈判，货币合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尽管由于非经济原因，后来的合作进程受到了阻碍，但这一方向还是要坚持的。中日韩三国的总产出两三年前就已超过欧元区，再过一两年就将超过美国。有人评论说，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将是美国的噩梦。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