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账结合中的中央与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上世纪90年代我们建立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个制度的最初设计依照的现实条件是什么？

郑秉文：养老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设置好参数后需要严格精算的体系，比如加拿大1997年养老保险改革，通过提高费率的方式建立起一个主权养老基金，他们进行了非常严密的精算，缴费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算出了制度延续50年的具体状况。但是我们当初的设计很难做到这点。

从技术上讲，统账结合的制度本身实现起来是较为困难的。统筹与个人账户之间的衔接对于管理与精算技术要求很高，更重要的是该制度达到均衡需要一个特殊的稳态环境。在中国实际运行中，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更是因为配套措施不到位、各个子系统的设计缺陷而存在许多问题。其中较为严重的问题是因历史债务所导致的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尽管各界对于隐性负债规模意见并不统一，但是对于其成因早已达成共识，政府制度内解决“老人”、“中人”的积累部分正是空账产生的根源，现实中一代人负担不止一代人的政策取向使得制度参与者负担畸重，尽管政府在做实空账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较之空账增加的速度与规模，做实空账仍需努力。

具体实施过程中，制度的不足慢慢显露了出来。我们当时设计的目标替代率是58.5%，也就是退休金相当于个人工资收入的58.5%。但是1997年制度刚施行时，缴费的人多，退休的人少，退休金也没有与每年社会平均工资指数挂钩，替代率一下子达到了87%。这之后替代率每年下降。由于统筹层次较低，社保基金管理分散，替代率已经下滑到50%以下，在北京等省市曾一度下降到40%。到了2004年，国家开始每年上调企业职工养老金，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八年以10%的速度上调养老金。

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当然非常高兴国家能够以这么高的速度提高养老金。但是这实际上正是暴露了我国养老制度的缺陷，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我们这样，靠国家体系的外部干预来大幅度调整养老金。因为养老金制度的设计是个非常精密的体系，这就好像“神九”去追赶“天宫一号”一样，所有数据在“神九”启动前就已经设置好，“神九”起飞后就自动运转了，你不会说“神九”在轨道运行后，我们发现某个地方不对，又去干预它的数据。而我们的养老金体系设计存在缺陷，所以国家才不得不采用其他手段来干预，加钱也是一种非常态的干预。再加上我国正处在快速的经济增长期，社平工资的增长幅度达到14%，在这样变动急剧的外部经济环境下，一种长久的制度才运行十来年就漏洞不断，制度内部的缺陷一下子就显了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个人账户基本没发挥作用，为什么会出现制度和执行上这么大的差异？作为参保人我不禁要问，凭什么我的个人账户是空的？

郑秉文：个人当然有权利要求看到透明有效的养老机制。对于政府来说，个人账户的债务是显性的，现收现付制的债务是隐形的。我们实际上是现收现付制，只要政府在退休的时候能够将你的退休金货币化就可以了。各个统筹单位就会各自算账了，比如我这里今年退休1000万人，我只要能支付这1000万人，今年看上去就没有问题了。

个人账户的空账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全国的记账额高达2.5万亿元，但实际做实账户的资金只有2703亿元。从全国整体情况看，空账2.23万亿元。

目前我们已有13省份试点做实个人账户，采取了财政补贴的办法。但各地补贴政策不太一致，其中典型的试点省份是，在8%的个人账户中，3.75%是中央财政补贴，1.25%是地方财政补贴，剩下的那3%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不过目前遇到的问题还是资金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工作已经进行十来年了，为什么进展不如人意？"

郑秉文：试点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多大进展，显然这个试点工作有很多难点。这就好比两个人总是在试婚，一直结不了，这是不正常的。试点工作说到底，还是资金问题。比如在某地试点做实个人账户，随着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参保的人数越多，做实账户的规模就越大，财政补贴就越多，财政的负担就越大，这样，年复一年，财政就有些受不了，所以，试点工作要继续就存在困难，只能不了了之。

三联生活周刊：这里有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在里边。

郑秉文：是啊。具体到各个省，养老金情况差距十分巨大，钱多钱少的省份都各有压力。比如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吸纳的农民工非常年轻，以后又不在这些地方退休。他们参保的话，在养老保险转移携带不方便的时候，基本是一群“干缴费”而不会去领取的群体。所以广东、浙江这些地方养老金的来源非常充裕。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地方政府手里的养老金并不是越多越好，这里边有非常大的保值增值的压力。

但是像河南这样的人口外出大省，缴费的劳动人口少，要负担的养老人口多，压力也大。现状是养老金沉淀多的省份，保值增值压力大；养老金缺口大的省份，资金来源压力大。由于人口流动和各省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等原因，我们目前32个统筹单位有15个当期收不抵支。全国看养老金的当期支付有盈余，但仔细看数据，一半省份收不抵支。

说到保值增值，对于个人账户基金，我们要求记账利率不能低于3%，而地方政府只能将养老金存银行或是买国债。存银行的话，活期利率不到1%，买国债理论上利率高于3%，可是绝大部分资金买不到国债。那么地方政府手里的养老金越多，福利损失就越多。我们去年的CPI达到5.6%，地方政府把钱存活期的话，相当于一年亏4%以上，所以一年就缩水1000亿元！所以我一直主张对养老金的投资制度进行改革，养老金保值增值的需求十分迫切。全世界只有我们将这么大规模的养老金留在银行吃利息。'

另一方面，各地都希望吸引外资来投资办厂，所以富裕省份的地方政府出台措施，降低企业缴纳养老金的费率，以此作为优惠措施。比如浙江发文各地灵活掌握养老金费率水平，省里给了一个参照系，比如当地沉淀下来的养老金如果足够支付多少个月，那么企业缴费率可以下调多少多少等等。这些做法实际上是不符合制度要求的，但正是因为制度规定不合理，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花招，而这些花招就微观而言，又是合理的，于是就出现局部看合理、宏观看不合规的奇怪现象。这都是体制需要改革的地方。

福利制度的边界

三联生活周刊：从每个个体来说，肯定希望养老制度对自己最有利，自己从中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我前两天特意去了石景山的八角社区，那边首钢的退休职工特别多。以其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职工情况来说，他2004年退休前，每月工资才600多元，退休后每月有1300多元，现在每月能拿到2100多元。每个人都希望从体制里尽可能多的获益，但是当这项制度上升为一个全社会的公共政策时，我们追求的最大目标是什么？什么样的养老制度才是最理想的

郑秉文：你说的这些首钢工人，是不是对自己的退休待遇并不算满意呢？

三联生活周刊：他们表现得不是特别满意，因为和那些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公务员相比，他们觉得自己太少了。但是实际上，与他们以前的收入相比，感觉他们对现状还是高兴的。

郑秉文：这里边既涉及养老体制的实际效果，也是一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怎样设定的问题。退休后收入比工作时还高的情况，说明了我们国家初次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所以才会“倒挂”。如果一个社会退休后的收入更高，那人人都期盼着早退休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从福利水平的设定来说，任何一项福利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多少都有扭曲作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选择对劳动力不保护的。这其中的分歧只是在于保护模式的选择，保护多少的抉择，完全不保护的国家几乎没有了。所以，社会保障制度的过度与不足都不好。过度的福利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是个人行为的麻醉品，比如欧洲一些陷入高福利的国家。但是如果对劳动力的保护与社会特质的需求相差很大，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预期，影响消费者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对社会保障的预期也会影响经济增长方式。温/家/宝总理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用在这里也特别合适。一个好的养老制度预期，并不是说人人都盼望早退休。好的制度应该让人们预期到制度的稳定性，从而获得稳定的合理的保障，比如，晚退可以拿到较多的退休金，早退拿到的退休金少。

现在我国的养老制度并不透明，个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吃不吃亏。制度应该给人的第一预期是信任，这个养老制度应该是中性的、精算的，而不是“杀富济贫”式的再分配。我不主张加大养老金的再分配功能，而是按照个人缴费的不同，体现“多缴多得，少缴少得”的原则。这是目前养老保险制度应该体现的特质。在覆盖面狭小的条件下，杀富济贫的制度不利于扩大覆盖面，而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扩大覆盖面。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倡的延迟退休能够有效缓解养老金缺口造成的压力吗？

郑秉文：延迟一年退休意味着两年的功效，一面是延迟一年拿退休金，同时又多了一年的缴费，所以是两年的效果。至于能对支付能力提高多少，需要详细测算。要假定一些条件，比如目前统账结合的制度结构是否需要变化、个人账户是继续做实还是像现在停滞下去，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等等，都会对提高退休年龄的效果有影响。

在现收现付的制度里，我前边提到有三个参数是最重要的：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即制度赡养率)。降低替代率或提高缴费率，都能增加养老金收入，但是我们替代率还有空间降低吗？而且政府的目标是提高这个参数，而不是降低。我们的缴费率在世界上算高的了，不该再往上调了。

再看退休年龄，经过比较后，发现只有这个参数是有空间调整的。据最近报纸披露的数据，我国男女平均退休年龄仅为53岁。北欧国家男女同龄67岁退休，西欧大部分国家是男女同龄65岁退休，分别比中国多10年以上。再看寿命预期，我们仅仅比这些国家短两三年或三四年，这可以看出退休年龄的空间男女平均有10岁以上，所以这个参数是可以动的，并且很急迫。但提高退休年龄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要把这些年龄分散到一个很长的时间表里，渐进式地提高，让人们有个较长的心理适应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我国很多年轻人在为找工作发愁，如果老年人延迟退休，是否会挤压我们的就业市场呢？

郑秉文：我国退休年龄较低，但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人退休后二次就业。对于打工单位来说，不用再为这部分人缴纳养老保险；对于参保者来说，可以领取免税的养老金，个人不用再缴费，在外打工还多了一份收入；只有国家是不合算的，是利益受损的。当然，国家利益受损最终也损害其他参保者的利益。

我国早退休现象造成的二次就业比例相当大，但是到底具体数字是多少，目前还缺乏有效统计。这部分人工作时收入不一定有保障，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可能有一千七八百元，加上在外打工的钱，收入比工作时大大增加。这部分人实际上占了制度的便宜，但是他们对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很不满意，因为制度内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比如与事业单位相比就心里很不平衡。算上这些二次就业的人口，延迟退休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压力，并不会特别大。从另一方面看，虽然延迟退休年龄对新的就业岗位肯定有一定程度的挤压，但是晚退休的人群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的消费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另外，从经验数据看，北欧国家退休年龄高达67岁，它的失业率并不比希腊更高，甚至还低于希腊！

我国内地的退休制度或许可以从香港特区吸取经验。香港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制度下的完全积累制，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完全进入个人账户，工作的时间越长，个人账户里的养老金就越多，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退休决策变成个人的事情，何时退休完全看个人的经济条件和身体条件。个人在做退休决策时，会盘算个人资产够不够余命。如果希望积攒更多的退休金，又有雇主愿意雇佣，个人完全可以延迟退休。由此可见，一个好的制度是让退休决策变成个人的事情，而不是国家强制性地替个人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