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心吊胆的“食品安全年”、撕心裂肺的“公共安全年”不断地撞击着社会的神经，考验着人性的美丑，也把人们引向了深刻的思考，不断地提醒我们审视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企业要获得经济效益归根到底是要能够把产品以合理的价格卖给消费者。为此，企业的产品要适销对路；质量能符合人们对产品的合理愿望，无论如何不应该损害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企业要享有较好的社会信誉；此外，还需要社会秩序安定井然。如果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企业就难以实现经济效益，甚至损失经济效益。而要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特别是维护企业较好的社会信誉和井然的社会秩序需要企业尊重消费者，信守社会应有的道德秩序和法律规范，履行社会责任。

    “福特平拖门事件”发生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该车的设计缺陷是油箱装在汽车尾部。发生追尾时油箱就会爆炸，造成严重伤亡。受害者将福特告到了法庭。审理中发现，福特早就知道这一设计缺陷，还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来决定是否值得装上一特殊隔板，以保护油箱，防止油箱爆炸，该分析指出，能增加安全性的隔板成本是每块11美元，给1250万辆车配上隔板以提高安全性，共需花费1亿3千7百万美元。而花这些钱提高安全能带来的收益：预计可减少180例因车祸的死亡，估计每条人命的价值20万美元；可减少180例伤残，预计每例价值67000美元，加上车辆维修费用，每辆700美元共2000辆，收益最后只有4950万美元，最后他们没有安置这个隔板。当审判时，这一分析报告被公开，陪审团震怒，判定巨额赔偿。

    在这一事件中，福特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在生命与经济效益之间做出了违背人性的错误选择，而企业也因此不仅经济利益损失巨大，还被绑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不断地被后人指责。

    成本效益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是：针对某项支出目标，提出若干实现该目标的方案，运用一定的技术方法，计算出每种方案的成本和收益，通过比较方法，并依据一定的原则，选择出最优的决策方案。在这种功利主义的逻辑中，生命不过是他们成本计算中的一个数字，而不是应该尊重和捍卫的最基本人权。“最优的决策方案”实质就是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此可以无视生命的尊严，可以抛弃企业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指企业对社会合乎道德的行为，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小成凭智，大成凭德”这是商界名言，企业成功不可缺少对公平、正义、人权等基本价值的崇敬。

    美国曾宣称，我们有研发新药品的大制药业，希望全世界都同意尊重这些药品的专利。然而爱滋危机在南非爆发后，美国治疗爱滋病的药品却是天价的，大多数南非人根本无力承担，因此，南非政府宣称，我们将开始购买非专利的抗爱滋病毒的药，仅需极少花费。因为我们能找到一家印度制造商，知道这些药物的原理并能制造，只要我们不尊重药物专利。美国政府认为，这些药物都是美国公司花巨资研制出来的，你们不能这样大规模生产，却不付任何专利费。2001年包括美国默克公司在内的39家大型跨国制药公司就艾滋病药品进口与生产问题向南非高级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南非政府威胁它们的制药专利权，以阻止南非政府购买低价的非专利药物。但是，在全世界巨大的人道主义压力下，39家制药厂商放弃了对南非政府的指控，庭外和解。

    美国39家制药厂商如果力争保护药品专利就有可能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但却宣布了人道主义在经济利益面前的惨痛失败。如果为了拯救生命而放弃专利权就会损失经济效益，但却能彰显人道主义的博大和人类战胜疾病的集体力量。 

    企业与社会是须臾不可分的，企业的生存不能没有服务的对象和产品的消费者，离不开社会群体和社会环境。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是对立统一的，任何社会的市场经济也不应该把整个社会都功利化。

    人都是平等、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每个人、整个人类都有尊严，必须尊重。人类不再是只拥有欲望的生物，人类不能只服从本能的欲望，做欲望的奴隶，而是在行动时要理性地自律。尊重人的尊严就不能只把人看作是实现功利最大化的工具，而更应该看作是目的本身。一个能够担当社会责任的企业，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只是要“遵循”社会的共序良俗，还必须要“捍卫”共序良俗。
中国企业必须在社会责任面前，成功地接受法律的衡量和道德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