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发现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的同时，也是一个帮助我们思考如何让公共政策在人们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发挥真正积极、有效作用的过程。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森

　　●嘉宾：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解放观点：幸福了吗？如何幸福？从古至今，人类从未停止追问。日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一项名为 “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试图帮助普通人从自身的关注角度出发来测自己的幸福感。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在其网站上发起了一场“幸福指数”大辩论。领衔正反两方的“代表”，分别是英国“幸福行动”发起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教授理查德·莱亚德，和《经济学之死》一书的作者、经济学家保罗·奥默罗德。这两条新闻的主角，都与“经济”有关。而以往，为公众解析幸福的，大都是一些人文学者。

　　陆铭：其实，无论是专业学者还是普罗大众，大家对于幸福的基本感受和判断是共通的，那就是个人关于自己生活的一种综合的满意程度。这无论对于社会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大体无二致。当然，从研究的角度来讲，不同学科的学者，可能会有各自在学术焦点上的差异。

　　那么，具体到经济学家，大致是从两个方面来关注幸福感的决定因素。一方面，我们称之为“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这里面，包括了教育、年龄、性别、是否失业、个人的收入和财富等；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宏观状态”，如公共品的提供、社会上的收入差距、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经济学家研究这些具体内容的意义在于，找到一些可以从政策上增进人的幸福感的因素，随后在此基础上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指导。上述新闻中涉及的“幸福指数”的编订，基本上也是出于这一意图。

　　解放观点：经合组织和 《经济学人》杂志在论及此次或编订或讨论 “幸福指数”的立意时，都提到了 “Go beyond GDP” ，即要 “超越GDP”。这该如何理解？

　　陆铭：这些年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对于“唯GDP”的反思很多。但其实这并非意味着我们要对GDP本身矫枉过正。经济学家从不否认GDP作为一个度量发展的指标的局限性，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人均GDP对于我们评价发展水平和人的生活质量而言，依然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这些年，我们的确注意到一个 “困惑”：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也一定会越来越高，但这个国家的居民并未相应地变得越来越快乐。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去做横向比较的话，也并不是说收入水平高的国家的居民就一定更快乐。于是，当我们以追求幸福为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时，那就有必要去思考：除了GDP和人均GDP，还有什么？所以，如今我们对于GDP的反思，并不是要否定既有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和既有的经济发展成就，而是说，我们已经意识到，应该再往前走一步。

　　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超越GDP”这种提法是十分贴切的。它不仅意识到GDP的局限性，也试图启发我们，去探索那些GDP之外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

　　解放观点：这些年，似乎关注 “幸福”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这股潮流，是经济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的主动诉求，意识到必须对人类感性层面的幸福予以关照吗？

　　陆铭：这与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 “困惑”有关。当这一现象不断在实践层面获得印证，经济学家就必须予以关照。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这也是经济学内部学术发展的需要。

　　经济学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效用”。经济学中的很多理论，往往就是基于一些假设来为人的行为设定“效用函数”。比如经济学家就曾假设，如果人的收入提高了，那么他的效用就会提高；如果一个人的闲暇时间增加了，他的效用也会提高。如今，经济学家则希望通过研究“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人的幸福感”，对既有的经济学中的一些假设作进一步的检验。所以，这是基于已有的主流经济学框架的进一步发展、检验、探索，而不是推倒重来。

　　经济学家在做的这项工作其实并不复杂。首先，经济学家会采用一些全世界通用的方式，让一个人的幸福感或满意度变得 “可测”。比如，他会问你，你对自己的生活满意么？然后让你用 “1、 2、 3、4、 5”五个等级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其次，他们会再去探究， “这个分值究竟取决于什么？”我们不妨把这个理解为一个方程。方程的左边是刚才那个被打出的分值，在右边，经济学家则会放上一系列的X，去作为它的解释变量。然后，就去看个体层面的性别、教育程度等，究竟跟我们希望解释的 “幸福”之间的关系有多大，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解放观点：此前，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对“探寻幸福因素”做了一项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结论。这项研究最大的收获或者说启示何在？

　　陆铭：其实，这项工作本身从方法上来讲，已经比较成熟了。但对比国际上的一些调查结论，我们发现中国的情况有点特别。比如，决定中国企业家群体幸福感的因素和决定普通老百姓的不大一样。又如，这些年关于收入差距和幸福的关系，一直充满争论，在国际上也是热门课题。但具体到研究中国经验时，我们就发现，不仅不能笼统地谈论收入差距，还应该对收入差距区分出不同类型。

　　具体来说，在中国，如果这种收入差距是基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则这种收入差距带给人们的，其实是一种激励。但如果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部分人变富了，但他变富的这种机会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没有办法去获得的话，那么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会让人觉得不高兴。

　　当然，无论哪种 “幸福指数”，最有意义的在于至少可以在国家、政府、社会各界引起对于幸福感本身的关注。此外，当我们通过各种测量不断接近真实世界本身，在我们发现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的同时，也是一个帮助我们思考如何让公共政策在人们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发挥真正积极、有效作用的过程。

　　从 “幸福指数”，到 “我们可以做什么”，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当中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去审慎地思考。而不是说，直接就得到一个结论说，“我们这就该如何如何做了”。没有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