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申遗”成功对地方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显而易见。以贵州荔波为例，2008年游客量达204万人次，综合收入近5亿元，是“申遗”成功前2006年的五六倍；云南丽江古城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3.44亿元，占丽江国民生产总值的50%。

　　靠“申遗”发财极大地刺激着地方官员们的神经，在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掀起了“申遗”热。而力主“申遗”的地方官员们也毫不隐讳“申遗”的动机，在新宁崀山“申遗”成功后的省市县三级表彰会上，相关领导都明确提到要“发挥崀山带动效应，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舞“申遗”这把剑而意在经济发展的策略成了一种风潮。据了解，今年《世界遗产公约》187个成员国总共派出了800多人出席世界遗产大会，其中仅中国就派出了近百人，不少中国与会者表示“抱着学习和了解的目的”。

　　目前，中国有包括杭州西湖在内的多个项目正式备选“申遗”。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其中列入预备申报清单的项目有60多个。由于2000年《凯恩斯协议》(规定每年每国只能申报两个项目，且其中一个必须是自然遗产，世遗会每年只受理45个申报项目)的出台，我国完成所有项目的申报至少需要一个世纪。

　　崀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周建新说，“申遗”不能一哄而上，需要理性的思考，须尊重科学，“如果当地的风景没有遗产价值就没必要硬去‘申遗’，否则就是劳民伤财，我们在‘申遗’中所走的路非常艰辛。花了那么多资金，一旦没有‘申遗’成功，我们要承受的压力非常大。”

　　全程参与“中国丹霞”“申遗”的一位知情人士认为，防止出现“申遗”一哄而上的局面还应完善申报机制，“目前我国采取的是不发动也不引导的方式，就是让地方在下面搞，搞得差不多的时候，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再报出去，成不成功上面都不承担责任。这样不科学，因为一旦‘申遗’不成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花费上亿元的投入都打水漂了，以后应该实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

　　据这位知情人士称，目前我国主管“申遗”的就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建设司风景名胜管理处，“其实只有几个人在管，而国家风景名胜区有200多处，世界遗产地也有40项，而且大都分布在相对偏远的地方，规范‘申遗’，应该有更高级别的专门管理机构和健全的申报机制”。(田国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