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尚无基础和条件
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化主要决定于食品的变化,特别是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价格的变化。而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价格的变化与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流动性过剩相关性很低,而主要决定于农业的收成和对疫病的防治措施。
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食品价格面临较大的下降压力:在农业连续5年增产、粮食库存充足、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明显回落的情况下,今年我国夏粮又是一个丰收年,因此粮食价格难以出现进一步上涨。
同时,在目前上游产品价格大幅度回落、社会对价格上涨预期较低的情况下,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涨幅和工时费用增长幅度均低于去年,粮食成本增加对粮食价格上涨推动作用减弱,今年后期粮食价格将以平稳略降的运行态势为主。
在国家大力扶持养猪的优惠政策措施和市场价格的激励下,生猪生产迅速恢复,生猪供给的增长潜力充足,猪肉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变化,猪肉价格下降的趋势难以改变。尽管国家启动了生猪价格过度下降的调控机制,暂时缓解了生猪价格的下降,但生猪供给大于需求的格局已经形成,猪肉价格继续下降的压力仍然存在。
总体上看,目前食品价格保持稳定的基础较好,没有大幅度上涨的条件。
大宗产品上涨不等于通胀
流动性泛滥,过多的资金追逐资源型大宗商品以保值,因而拉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而带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最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这是当前认为我国面临通货膨胀危险的主要依据。但事实上,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的传导性不畅,即使流动性过剩会带动生产资料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不一定导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结构特征来看,在一般的情况下,投资的增长快于消费的增长,而且投资增长的弹性也大大高于消费增长的弹性。当经济出现高速增长时,往往是投资的增长速度很快,而消费的增长相对稳定,会出现投资品供不应求而工业消费品仍然供大于求的现象。因此在经济增长较快时,投资品(上游产品价格,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而工业消费品价格则上涨很慢。
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过度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即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远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高增长可以支持投资的高增长,但由于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慢于GDP的增长速度,加之社会保障不健全,居民消费有后顾之忧等原因,使得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增长长期慢于供给增长,日益加剧工业消费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制约工业消费品价格的上涨。
另外,由于工业消费品呈现充分竞争的市场格局,且竞争日益加剧,工业消费品生产企业宁可通过降低其他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而不愿意用提价的方法,冒失去原有市场份额的危险去转嫁价格压力。因此,上游产品价格上涨难以向下游产品价格传导。
这是在经济较快增长时呈现上游的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而下游工业消费品价格低迷运行的根本原因。
从实际情况来看,2004-2008年,采掘工业出厂价格累计上涨了91.7%,原材料工业出厂价格累计上涨了48.5%,但同期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仅仅上涨了19.1%。而且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19.1个百分点中,食品价格上涨拉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6.1个百分点(同期食品价格累计上涨了48.5%),而其他七大类消费品价格上涨仅仅拉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个百分点。这说明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是有限的。
流动性过剩是阶段性政策选择
流动性过剩,特别是信贷的大规模投放,对于通货膨胀的产生具有根本性作用。但是,目前的流动性过剩,特别是我国信贷的大规模投放,是在特定环境下、特定时期、暂时的政策性选择。也就是说,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均选择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全球经济的复苏。
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美国和中国,一个利用美元作为世界性货币的优势采取了大量发行国债甚至印发钞票的做法,一个采取了短期内大规模发放信贷的做法。一方面使世界性货币美元产生贬值预期,并加剧世界性流动性过剩,刺激了全球资产价格和资源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使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需求明显加快,并由此产生蝴蝶效应,带动周边国家以及全球需求的回升。
因此,目前流动性过剩、信贷规模的扩大,是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主动采取积极措施的政策选择,是阶段性的,是暂时的,是促进经济复苏的短期现象。一旦经济运行格局发生变化,全球经济复苏达到一定程度,世界各国政府会相应地调整货币政策,会主动控制流动性。
目前,多国政府的财经决策机构已经就如何在经济确认复苏后收回流动性问题发表了意见,这说明各国政府对流动性泛滥可能引发的通胀压力是十分警惕的。特别是中国政府,经过近十几年经济低迷、高涨、低迷运行的实际考验,宏观调控的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财政和货币政策松紧的把握力度与时机更加成熟,会根据本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合理地控制流动性,特别是信贷规模。因此不必为目前的流动性过剩而过早地担心遥远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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