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双碰头”引起经济下滑的潜在风险，应有必要的政策工具储备，准备一些“子弹”，如预留一定的财政支出空间

　　大规模刺激政策之后复苏的中国经济，正在走着一条周折反复的曲线图谱，经济回调态势明显。

　　6月，具有领先指标意义的官方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滑落1.8个百分点至52.1%；而季节性调整较好的HSBC(汇丰)PMI也下滑了2.3个百分点至50.4%，连续3个月下降。

　　7月15日上半年经济数据的揭晓，给愈发复杂的中国经济预判以及下一步宏观调控提供新依据。

　　经济面临快速下滑的风险吗？是卷土重来再一次刺激政策，还是坚持结构调整的重任？中国经济的微妙变化体现了怎样一种长期挑战？

　　面对复杂经济局势下的种种疑虑，政府“智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指出，目前的回调是增长回稳过程中的一种“高位调整”，今年全年有望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

　　然而，“远忧大于近虑”。刘世锦认为，广义价格上涨的压力、“低成本竞争”优势的逐步减弱乃至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将是未来三大挑战。

　　鉴于此，刘世锦建议，我们必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最重要是由低成本竞争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的转变。“当前应特别强调进一步开放市场、鼓励竞争，只有把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都调动起来、激发出来，创新活力才能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

　　高位调整

　　《财经国家周刊》：随着最近数月经济下滑压力的呈现，尤其是经济领先指标的下行，市场担忧的焦点集中于目前经济下滑的性质与程度。你如何判断？今年的经济下滑压力究竟有多大？

　　刘世锦：我的基本判断是，今年宏观经济总体呈前高后低、高位波动的态势，但也要防止不利因素叠加效应带来的增长滑坡风险。

　　这是增长回稳过程中的一个调整，出现典型意义上的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利用先行指数模型进行分析后，预计二季度GDP开始回调，将持续到三、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但这个回调属于“高位调整”，按历史规律推算，季度GDP回调低于8%的可能性不大。全年有望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

　　当然，需要警惕和防止的一种概率不大但也不能排除的可能性是，房地产价格在经过一段僵持后出现回落，进而带动房地产投资明显回落；欧债危机深化和扩散，加上人民币一定幅度升值及有关政策因素的影响，外贸增长出现明显下滑。

　　如果这两种情况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的某个时候同时出现，即所谓“双碰头”，有可能使增长在短期出现较大幅度滑坡。

　　《财经国家周刊》：在外部危机和内部房地产调控的叠加下，中国经济增长似乎正进入一个瓶颈期，未来局势可能愈发复杂。怎么看待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

　　刘世锦：今年以来，宏观经济保持了回稳向好的态势。

　　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去年一、二季度，我们通过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扭转了经济大幅下滑的势头；三季度以后，在政府投资增速放缓后，市场驱动的社会投资开始加快；今年以来，外贸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恢复。与此同时，这两年消费增长稳中趋升。目前市场驱动的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初步形成。

　　这种变化对今后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较快增长至关重要。相对于指标数据的变化，增长动力结构的变化更有意义。

　　另一方面，在一季度高速增长后，部分经济先行指标出现回调；国务院及时出台了遏制过高房价的政策措施，加上受欧债危机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等，使一度担心的经济过热风险得以缓解。这些变化影响到预期，预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到8月份左右可能到达一个高点，此后走平或有所回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增强。

　　《财经国家周刊》：针对上述你提到的判断与趋势，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该如何应对？

　　刘世锦：下半年宏观政策在保持连续性、稳定性的前提下，要增加灵活性和针对性，“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逐步使经济转入常规稳定增长轨道。对“双碰头”引起经济下滑的潜在风险，应有必要的政策工具储备，准备一些“子弹”，如预留一定的财政支出空间。

　　中国总体上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有潜力、有条件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恢复的代价是相当高的。正确处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结构调整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基础。

　　转向创新驱动

　　《财经国家周刊》：结构调整不仅是今年政策重中之重，也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重要任务。如何看待中长期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刘世锦：在度过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困难的阶段后，中国经济率先回升，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同时也能清楚看到，中国经济正面临不少挑战，特别是中长期的挑战，可以说远忧大于近虑。这里我想着重指出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个挑战是，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广义价格上涨的压力。这里的广义价格包括消费者价格、生产者价格和资产价格。

　　近一些年来，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一定程度的过剩经济逐步替代了与计划经济相伴随的短缺经济；二是在商品市场的旁边，发展出了包括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在内的资产市场。由商品短缺而引发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已经很少发生，那么经济中过剩的流动性将流向何处呢？

　　我给出的解释是，过剩流动性将追逐那些需求稳定或有所上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不大的标的物，主要是依托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物品，如埋藏在土地之下的石油、铁矿石，建筑在土地之上的房地产，以及生产长在土地之上的农产品(15.19,0.12,0.80%)等。

　　世界经济一旦恢复增长，初级产品价格上升不可避免。有人说中国的农产品供给充足，不会出现价格上涨。然而，近一些年几次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都是在农业大丰收以后出现的。

　　第二个挑战就是劳动力成本加快上升后，过去我们长期所依托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在逐步减弱乃至消失。

　　第三个挑战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当然，估计在今后十年左右时间内，中国经济仍然有可能保持高增长态势，但增长速度可能有所回落，比如由10%左右降低到8%左右。

　　三方面挑战，将会实质性地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格局。通胀压力特别是资产泡沫将会严重干扰宏观经济的稳定，又分流本来应当用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源；中国经济具有显著的“速度效益型”特点，大多数企业还不具备在较低增长速度下盈利的能力；而“低成本经济”优势的衰减，则要求新的增长动力能够补上来，实现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的转换。

　　《财经国家周刊》：为应对如上挑战，为实现一直呼吁的发展方式转变，你给出的政策建议是什么？

　　刘世锦：最重要的是要实现由低成本竞争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的转变，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内容所在。

　　推动这一转变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在体制机制上，当前应特别强调进一步开放市场、鼓励竞争，只有把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都调动起来、激发出来，创新活力才能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

　　在政策上，应当努力促成一种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有利于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环境。近期到江浙一带调研，不少企业反映资金、资源从制造业外流严重，特别是有些企业搞房地产得到暴利后，感到搞制造业太辛苦，没有多少兴趣了。这种倾向令人忧虑。在今后的财税、信贷、收入分配和产业政策中，要加大对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其中的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支持力度，重视营造搞实体经济、搞创新和产业升级“有理”、“有利”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