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日本当年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效果不错。中国现在基本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应该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的做法。（6月3日《人民日报》）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媒体关注热点，也是一年一度全国两会上频繁提到的事物。上世纪60年代之前，日本正处于“投资引起投资”的高潮期，随后经济出现严重二重结构问题：表现为城乡二重结构和大小企业之间差距巨大。在此背景下，内阁于1960年制订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在1961到1970年这10年之间，将国民收入提高两倍。问题在于，我国有13亿人口，日本大约为1.28亿，而我国的人均GDP大约只是日本的1/10。这些不容忽视的不利客观因素，对能否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我国能实施这个计划吗？

　　笔者以为是完全可以的。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有三方面表现：一是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城市化；二是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引进，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三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工人工资。单从日本倍增计划的主要要点来看，比较贴近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是国家一味掏钱，而是制订一些措施，采取一些政策包括优惠政策，并辅之以财政手段，为广大国民带来实惠。

　　像“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城市化”，这不是不可能的。目前，成都已施行多年“城乡一体化”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我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而“重视科学技术发展与引进，提高国民教育水平”，这本身就纳入了政府工作计划，是必须做到的事。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工人工资”这方面，前半句我们施行得不错，后半句却不尽如人意。当下最好的方式就是提高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标准，并出台辅助措施跟进。

　　我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有足够条件的，宜早不宜迟。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去做，敢不敢做。一项好的计划，如果不能进入政府工作计划或拿到更高的战略层面来重视，就没法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必须围绕“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拟定一个时刻表，何时出台计划框架，什么时候开始试行，何时全面实施。唯其如此，一个真正利民的“国民收入倍增事实”才会如期而至。